他們當過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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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反抗，康韋爾也對父親進行反監視。他常常翻看羅尼的私人書信檔案，搜查他的開士米套裝、駱駝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記。他學會了躡手躡腳地走動，因為他注意到父親做事從不弄出聲響。他在家裡成了一名雙重間諜，他既替父親監視別人又監視父親。羅尼擁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東西。他有數個藏身之處，一個必需經常溝通的社會關係網路，用於賄賂的資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報員。他編造謊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種身分。面對審訊，他也拼命抵賴。他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情報員——他一共有四個孩子。這些情報員非常聽話，會定期去向父親的眾多債權人說“支票已匯出”。羅尼對孩子的管教很嚴，“希望把我們的生活提高到一個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水準。”他出生於一個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家庭，從未吃過苦。”然而他堅持認為自己受到了虧待，以致這成了他追求一種不僅欺騙別人，也欺騙自己的生活的理由。”

離開聖安德魯預備學校之後，康韋爾去多塞特的舍伯恩學校繼續求學，而他的兄弟去了拉德利。康韋爾在舍伯恩學校過得很不愉快，因為學校靠懲罰來維持秩序。戰爭使學校的教職員工銳減，各種文化設施遭到破壞。體育活動成了衡量學生成績的最高標準。在這種過於偏頗的教育氛圍下，校方向這些不幸的學生們灌輸這樣一種思想，即他們的前途在於為帝國效勞。當時只有十三歲的康韋爾，對這種如此狂妄的推斷大為反感。他逐漸覺得學校的生活越來越無法忍受了。終於在他十六歲的時候，他開始逃學了，拒絕返回這所培養奴才的學校。經過說服，羅尼終於同意他去瑞士的伯恩大學讀書。羅尼一定經過再三考慮，認為去那兒求學至少在面子上講得過去。他在伯恩大學呆了一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學德語和瑞士語，當然日子也過得很勤儉。這期間他訪問了柏林。戰後的德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希特勒理想王國崩潰後的廢墟。

第二年他應徵入伍，在奧地利的英國佔領軍內服役；由於他精通德語，被分配到情報部門工作，在那兒他參與對難民營裡的流亡者的審訊和安全檢查。這使他第一次接觸了有心理障礙的物件，也使他熟悉了當時約翰·賓厄姆正在從事的諜報工作。康韋爾後來在約翰·賓厄姆手下工作過。兩年後，他的服役期滿，康韋爾回到英國。儘管他不夠資格，但他還是擠進了牛津大學的林肯學院，學習現代語言。

然而在1953年，由於父親又慘遭破產，大學二年級的康韋爾只得停學，極不光彩地離開了林肯學院，因為他無力償還欠款，他不得不在米爾勒爾德公立學校教了一年書，直到羅尼替他湊足了錢他才返回林肯學院。在米爾勒爾德公立學校教書期間，康韋爾又遇見了一位有心理障礙的物件，一個差點釀成悲劇的孤獨者。那是他第一次值夜班，他坐在公共休息室內的維多利亞式壁爐前，等待著學生們上床睡覺。這時一個年級長奔進來說，有一個低年級的學生企圖自殺。康韋爾懷著極度不安的心情衝向樓梯井，仰頭望去，只見一個戴眼鏡的矮胖男生抓住樓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開玩笑。假如他從這麼高的地方摔下來的話，那必死無疑。幸好在他爬上樓梯頂之前一名學生已將他救了下來。這位自殺未遂的學生後來承認，由於自己不會鋪床，不會安排時間，不會自學，所以認為自己不適合在校學習——事實上是認為自己不配活著。這件事在康韋爾的心靈上引起了強烈的震憾，對他後來在《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塑造比爾·羅奇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韋爾返回林肯學院後，他的導師維維安·格林（他曾當過舍伯恩學校的牧師，是勒卡雷僅有的幾位朋友之一）准許他推遲交納學費。作為對他導師的報答，康韋爾於195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在牛津大學期間，他與皇家空軍高階將領的女兒艾的森·安·韋羅尼卡·夏普喜結良緣。

康韋爾離開牛津大學之後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觀》上所述：“我對困擾我的事情特別感興趣，這是巴甫洛夫觀點的最好體現。我希望在伊頓公學研究他們的文化，或著說接受他們的文化。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頓公學找到了一份教授現代語言的工作，並全身心地投入了進去。他以前從未接觸過英國的統治階層。他承認這段經歷“可能比其他任何經歷更為深刻地影響了我以後的作品”。他不喜歡他的學生，不僅批評他們言談舉止的方式，而且譴責他們對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學校所遇到的更為固執的偏見。老伊頓學生參政意識都很濃。康韋爾在伊頓公校教書期間，就有十多人是內閣成員。不久發生了蘇伊士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