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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這個倒黴的傢伙自稱,他叫楊真,是從上海大學裡跑出來的。他們一群學生說好了在這裡附近的一個地點集合,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結果剛出了上海他就發起了寒熱病,已經在這鄉間流落了好幾天,隨身帶的東西也被人搶走,連西裝都被人剝去了。他指指草堆裡做了枕頭的一本厚書,說:“就這、這本書,沒人要正好,我也是除了這本書什麼都、都可以不要“
寄草好奇地看了看這本書的封面,原來是英文版的《資本論》。寄草聽說過這本書,就一本正經地說:“都說這本書是專門給共產黨看的。”
楊真聽了,那雙因為生病而無精打采的眼睛就發起亮來。他躺著,又吃了藥,感覺好多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他的教導:“嚴肅地科學地說,這是一本寫給馬克思主義者的書。”
“我不管你是一個什麼主義者,你先告訴我你怎麼打算的吧。”
“我也不知道。”楊真垂頭喪氣地說,“我要找的人,你也不可能瞭解。”
“不就是共產黨嗎,誰不知道?”
“你、你、你知道共產黨?你也知道…·共產黨?”楊真不相信自己眼睛似地盯著她。
“我怎麼不知道u 我們家,共產黨一抓一大把。”寄草開起了玩笑。
誰知那書呆子經不起玩笑,他兩眼發直,一頭抬起,雙手握住寄草的手,壓低了聲音,輕輕地說:“同志,找到你們,可真是不容易啊“
寄草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啊喲喂,她哪裡擔當得起做共產黨啊,楚卿這樣的人噹噹還差不多。一定是她這副不嚴肅的樣子讓楊真明白過來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目光就黯淡了下去,心情沉重地又躺到草堆中去了。他的樣子讓人同情,寄草停止了笑聲,說:“你也不用擔憂,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金華準能找到。”
“你、你怎麼知道?你見過他們?你們家,真有人是共產黨?“
“我就是從金華出來的嘛。金華眼下文化人最多,都在辦報紙辦刊物呢。《戰時生活》《浙江潮》《東南戰線》《文化戰士》,什麼都有。我有個侄兒也在跟共產黨幹呢。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共產黨一下子就冒了出來,到處都是,還怕找不到?”
楊真這才哆哆咦佩結結巴巴地告訴她,原來他祖上是臺灣人,從他父親一輩才到大陸來發展。在上海把生意給做大了,就把妻兒從臺灣接過來。他在滬上上的高中和大學,對浙江的情況還不太熟悉。
“共產黨都是人精,你這個樣子,人家要不要還是個問題呢!”寄草弄出一副很老練的樣子,說,“跟我走吧,我包你找到共產黨。”
楊真很沒有逃難的經驗,好幾次要不是寄草呵護著,他就得被日本佬的飛機炸死。他們還得不時地爬山渡河,有時與逃難者擠成了堆,寄草被那本厚厚的《資本論》路得身上東一塊西一塊的烏青。有一次他倆一起幾乎臉貼著臉被塞在一輛破車裡,他們之間就隔著這本又厚又大的書。楊真的寒熱剛剛發過,這會兒又精神起來,就不停地跟她說起什麼亞當·斯密,什麼李嘉圖,從他們的這一本書說到那一本書。寄草聽得出來,他是在攻擊他們。他旁若無人,口若懸河地說著:“你真該知道馬克思的理論批判貢獻,他什麼都敢和李嘉圖作對。李嘉圖一再說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可馬克思卻說財產即是盜竊;李嘉圖說關於地租、利潤和工資的自然程序前人語焉不詳,馬克思卻說最初資本的產生就是由於征服、奴役、搶劫和謀殺,簡言之,以武力行之——你、你、你你你你幹什麼!我的書!我的書!我的書!“
原來,寄草的胸口,被那本大厚書略得生疼,耳邊又被楊真的話說得心煩。她與人交往,從來就是她說別人聽,這會兒算是碰到了一個對手,要由他說,她來聽了,她不習慣。再加她本來就是一個很心血來潮的人,突然性起,順手就抽出藏在楊真胸口的書扔到窗外去了。楊真,突見他的寶貝性命書被扔到窗外去,一時就愣了。他不假思索,縱身一跳,也不知哪來的勁,竟然就從那扇窗裡跳了出去。幸虧車開得比老牛破車還慢,寄草眼見得他落地翻了幾個跟頭還能爬起來。她自己也被自己莫名其妙的侵犯行為驚呆了,在車上就狂呼大叫起停、停停。司機罵罵咧咧地停了車,一車子的人也兇狠地罵著他們這兩個瘋子。原來戰時的車,發動機“老爺“,一旦停下就不易重新啟動。寄草也顧不上和眾人舌槍唇戰,擠下了車就瘋狂地往回跑,老遠看見那楊真卻高興地揮著手叫:“彆著急,書找到了,彆著急,書找到了”
寄草跑到他面前,想說一聲“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