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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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豐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蘇軾被押進京都,當天晚上,就被投入御史臺監獄。
幽幽百尺井,
仰天無一席。
隔牆聞歌呼,
自恨計之失。
蘇軾成了一個失去自由的囚徒,他的監獄生活開始了。
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舒亶、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親自勘審此案。皇甫遵從湖州抄查得來的詩稿、信箋、文書,在此案審訊一開始,就輕而易舉地粉碎了蘇軾“虛稱更無往復”的拙笨抵抗和託詞,使蘇軾處於“態度惡劣”的被動地位。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車輪戰術、日夜提審,連續一個月的逼供下,蘇軾終於體力不支、心力交瘁地低頭屈服了:
他供認了“詩賦文字往復”的“同夥”王詵、王鞏、孫覺、李常、劉摯、文同等人,並詳盡地交待了與王詵、王鞏、孫覺、李常的交往。
他承認了“以詩賦文字譏諷朝政”的罪行,並承認了《錢塘集》是一部謗世之作。
他按照審訊者的需要,寫出了御史臺滿意的供狀:
入館多年,未甚擢進,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
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
看,以軾言為當
白紙黑字的“供狀”,握在李定等人的手裡,朝廷內外官員王詵、王鞏、司馬光、張方平、範鎮、孫覺、李常、蘇轍、劉攽、劉恕、陳襄、劉摯、錢藻、文同、湖州通判祖無頗、密州漣水縣令盛橋。杭州錢塘縣令周邠、福州太守曾鞏、海州太守李清臣、揚州太守鮮于優等三十九人皆入網內,成了蘇軾的同謀者。
一個龐大的、以詩賦文字“譏諷朝政”集團在逼供中形成,這極大的鼓舞了御史們“強化皇權”的自得心理,極大地滿足了皇帝趙頊“帝王集權”的急切需要。副宰相王珪、知諫院張璪等人偵知皇上的意圖,蜂擁而起,推波助瀾,與御史臺相呼應,紛紛上表彈劾,欲置蘇軾於死地。皇帝趙頊在一片請求誅伐蘇軾和這個“譏諷朝政”集團的聲浪中,採納了御史中丞李定“當予深究”的諫奏,一道“繳詩賦往還文字證物交有司勘查”的諭旨下達了。
“烏臺詩案”按照皇上的諭旨,迅速地擴充套件開來:
御史臺派出獄卒闖入駙馬王詵、王鞏和居住於京都“同謀者”的府邸,抄查“證物。”
御史臺派出緝騎分赴洛陽、許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揚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謀者”交出與蘇軾“往還”的詩賦、信箋、文書,並進行抄查。
二府、三司、諫院、御史臺的一些官員震驚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細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各州各府的官員惶惑不定,“烏案”影響之大、牽扯官員之廣,超過了十一年來“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變故。人心惶惶,議論鼎沸,連慶壽宮的太皇太后、崇慶富的皇太后都睜大了眼睛。“烏臺詩案”一時成了朝野關注的焦點。
人們疑惑:在這三十九個蘇軾的“同謀者”中,司馬光、張方平、範鎮、蘇轍、劉攽、劉恕、曾鞏、孫覺、文同是人們熟知的人物。他們原是一些政見不同的朝臣,是為人耿直的學者、文人和畫家,已因政見不同而遭貶離京,他們“譏諷朝政”的言論是公開的,在幾年前已遭到清算,而已有的人(劉恕、文同)已不在人間,現時又舊事重提,老帳新算,多少有點“弄權追殺”之嫌。而且這種煉罪成獄、一網打盡天下英才的做法,也太絕理絕情。人們對弱者的同情,超過了對這一案情的信任。
王詵和王鞏的被收入網內,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諫院、御史臺一些官員的極大不安,駙馬王詵與皇室的關係入人皆知,御史臺敢於明目張膽地對其操刀下手,也許預示著皇室紛爭的再度爆發。王鞏被列入重點審查物件,更加重了宰執大臣們的這種猜疑。
王鞏,時年三十五歲,乃真宗皇帝趙恆朝宰相王旦的孫子,工部尚書王素的兒子,是遭貶老臣張方平的女婿。平日他與吳充、馮京等人過從甚密。這個血緣相府、結姻老臣、又與現時宰執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臺格外關顧,也許預示著朝廷重臣的又一次變動!
一種對抗“烏臺詩案”的力量在悄悄地醞釀著
抄查“詩賦文字證物”的行動風風火火地在京都內外進行。
御史臺的獄卒闖進駙馬王詵的府邸,手持皇上諭旨,勒令駙馬王詵交出與蘇軾“往還”的詩賦、信箋。駙馬王詵避而不見,賢惠公主扶病而出,先是以禮接待,繼而准予抄查。獄卒不諳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