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第72部分 (第2/4頁)

，王安石吟著悲悽的詩句，離開了風雲十年的大宋京都：

賤貧奔走食與衣，

百日奔走一日歸。

平生歡意苦不盡，

正欲老大相因依。

空房蕭瑟施縛帷，

青燈夜半哭聲稀。

音容想象今何處？

地下相逢果是非。

他唱著悲歌回到了第二故鄉江寧。到江邊迎接他的，只有兩個一面之識的“天涯淪落人”——“燕爾嬋娟”和“書場浪子”。

王安石叱吒風雲的時代結束了。

篇十七

湖州·太湖

皇帝御筆鑄就了大宋百年來最大的文字獄——“烏臺詩案”·鱸香亭上，蘇軾對著茫茫水天發出了“仕宦人生”的懺悔·

王安石時代結束了，九年來力主“變法”的人物和反對“變法”的人物都離開了京都。朝廷灰濛濛地失去了鮮明的色彩，朝政大權落到吳充、王珪、馮京、李定等人的手裡。皇帝趙頊隨即改朝號為“元豐”，希望開創一個豐裕安定的新時期。

此時執掌權柄者，原本都是遊移於“變法”和“反對變法”之間無定見的官僚，有些乾脆就是滑頭。在兩派人物長期激烈的廝鬥中，時而支援“變法”，時而同情“流俗”，貌似公正無偏，實則看風使舵。一旦權柄在握，應和著皇帝趙頊所需，雖然還在高喊“變法”，但其所為，均以強化皇權為宗旨。王安石時代圍繞“變法”興起的嚴肅論爭，成了強化皇權需要誅伐的“做悻之語”；王安石時代比較活躍的“百家爭鳴”，成了強化皇權需要禁銅的“訕謗謾罵”。口無遮攔的蘇軾和他“諷喻朝政”的詩詞歌賦，自然成了新時代的“箭靶”。蘇軾“應時”而上呈的《湖州謝上表》，“應時”地引發了他仕宦人生的沉痛哀歌。

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七日清晨，太常博士皇甫遵，帶著他的兒子和御史臺兩名獄卒，飛馬馳出京都的南薰門，奔赴湖州，奉旨逮捕蘇軾入京治罪。

一個時辰之後，蘇軾的密友駙馬王詵，也派出他的親信馬伕王林，飛馬馳出南薰門，馳往應天府（商丘）急告蘇轍，意在透過蘇轍急告蘇軾速做應變的準備。

王林和皇甫遵日夜不歇地飛馬爭時，拉開了大宋百年來最大文字獄——“烏臺詩案”的帷幕，其悲哀如同為王安石的“變法”唱起了一曲輓歌。

蘇軾是元豐二年四月二十日從徐州移知湖州的。他按照朝制向皇帝趙頊呈表謝恩。並稟報已遵詔到職。這份《湖州謝上表》全文二百七十四字：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埋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思，擺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團多矣，臣猶如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藉資而顯授。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此份謝表，有文人之酸氣、狂氣和牢騷氣，但絕無不忠於皇上的“戾氣”。可御史臺的一個官吏，在強化皇權、禁錮言論的森然氣氛中，卻看到了蘇軾“愚弄朝廷”、“諷喻皇上”的“憤心”和“低訾”，便摘取其中“臣性資頑鄙，名跡埋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荷先帝之誤思，擢宀真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字句，呈於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時為御史臺實權長官，正在建立“強化皇權”的業績，蘇軾“謝表”中的這些字句，正是他需要的“獵物”。他與蘇軾有著強烈的宿怨：熙寧三年，當他在王安石提攜下剛剛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怕因“母親改嫁”而遭人恥笑，便匿母喪而不肯奉孝祭奠，蘇軾與司馬光藉著一個“孝”字，對他進行了猛烈地彈劾，幾乎斷送了他的仕宦前程。宿怨與現實需要結合，李定立即“應物而用”地抓住蘇軾，運用御史臺的職能，樹起了一個“訕上有誅”的“箭靶”。他帶頭上呈奏表彈劾蘇軾：

知湖州蘇軾，本無學術，偶中異科。初騰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