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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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在此時，這種“相因”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呢？將會導致“革故鼎新”成為一紙空文，將會導致民心的再度喪失。蘇子瞻畢竟是思維敏銳而才子氣太濃，長於夭馬行空而短於政壇實踐，也許可執掌臺諫之職，終不可握權行政

程頤卻對蘇軾的言論道感難耐了：蘇軾在為王安石解脫罪責啊。若任其此種言論張揚，司馬公“革故鼎新”之舉將癱廢難行矣！遂肅然開口，冷語譏諷：

“妙語驚人！子瞻先生遭貶流離十五年，其‘欲速則不達’之論，仍堅之如昔。”

蘇軾聞聲瞠目，旋即縱聲大笑，報程頤以譏諷：

“‘欲速則不達’，夫子所教，雖非‘天理’，亦事物進展之律途，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難道正叔先生不以為然否？”

爭論相譏在驟然間發生了，司馬光感到震驚：一種不祥之兆！正叔之論，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論，何嘗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種所見於一爐，談何容易！介甫當年面臨的棘手難題，今天終於落到自己的頭上了。他舉起酒杯站起，誠懇地說：

“光自五月就任門下侍郎之職，於茲七個月矣！能直言善意規諫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榮辱與共，誰能如此？子瞻有關役法之論，可否形諸文字，理之成策，賜教於光，光當內自省訟，佩服而行。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蘇軾笑，與司馬光碰杯而飲。

程頤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動遵禮義，神色上似乎無一絲不快之感。

幾天後，蘇軾便踐司馬光之請，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論給田募役狀》交司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寬剩錢買民

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那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問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它用，故相更駁難，道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

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募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僱錢，因積所省，

益買益募，要之數年，僱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

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

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經，

其利三也。錢積放冬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

恩德顯白，其利五也。

此法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奸，以瘠薄田中官，僱一浮浪人暫

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

買回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

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

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

蘇軾所提的《給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變法”中對“募役法”缺失匡正的產物，由於他在密州有過半年的實踐，其利弊得失論述明確，所舉十二條防止弊端的措施，亦為切實周到，無論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難題，但蘇軾的態度、用心是真誠的。但在朝廷詳議中，由於是“熙寧中”的產物，由於與王安石的“新法”有著聯絡，由於有著與變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斷然否定了。這也許就是蘇軾與司馬光政見分歧相撞相擊的種子和開端。

司馬光的心胸畢竟比王安石寬闊，他沒有因為蘇軾在政見上，特別是在“募役法”上與自己的主張不同而厭忌朋友，半個月後，便薦舉蘇軾為起居舍人，掌記皇帝言論，成了皇帝身邊的近臣。三個月後，又薦舉蘇軾為中書舍人，掌管起草詔令，參與朝政機密，使蘇軾青雲直上，權力大增，給了蘇軾在政壇上施展才能的時機和天地。表現了一個高明政治家的自信與容忍。

司馬光畢竟也有著自己的“固執”，他沒有因為蘇軾的規諫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沒有因為蘇軾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蕩的勸告而動搖罷廢“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