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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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的友誼，怕刺傷他痛苦的情懷。他常常登上“半山亭”，望著蒼勁的古松，緬懷昔日“謝公墩”的主人，士族出身而位居東晉宰相的謝安，除晚年遭受排擠，出居廣陵，憂鬱而亡的悲哀命運引起他“相惜相憐”的憂傷外，似乎再也無話可談。他經常走進定林寺，與年老朋友時空法師談佛論禪，“功名榮祿盡煙雨，六朝興衰一夢中”的虛無，雖可寬釋胸中的惆悵，卻不是心靈上渴求的。他有時也走向田間黎庶，江山依舊，世情依舊，織女依然吟著哀歌，富豪依然飛揚跋扈，豐收的鑼鼓，唱的是風調雨順，歉收的愁怨，罵的是將相王侯。他幾十年來追求的一切，都似乎消失於無聲無味、可有可無的境域中，為世人所冷漠、所輕視、所不知。這“不為人知”的悲哀更增添了他靈魂深處的迷惘和痛苦。他似乎為了逃避現實中一切世情的刺激，便終日幽居於茅屋之中，抱痾負憂的審定著他一生中最後一部勞心鉅著——《字說》，以排遣自己靈魂之中的怨悱之音。

秉性難移，心志難改啊，他心曲難訴的靈魂，在這部浩瀚二十四卷的文字學著作中又閃現了他執拗，叛逆、不合時宜、失於嚴謹的靈光。他要從文字的形成和發展中，探索遠古的人性之謎、國家之謎、權力之謎，他帶有“變法”的濃重色彩，從“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為聖時”的變革需要出發，《字說》成了《三經新義》的姊妹篇。王安石“以天下為己任”，要把《字說》作為青持學子的教材，從孩童抓起，用他的“理想”影響未來。他以大無畏氣概，向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挑戰，衝破儒家經學的傳統樊籠，從佛老百家、野史傳聞、民諺俚語，話史小說等更為廣闊的領域尋找材料，博取所見，詮釋語言文字的起源和規律，取代許慎的《說文解字》，為後人提供一種敢於疑古開拓的精神。他似乎要在此領域裡追取他在朝政上喪失的一切。

也許因為“變法”的旗幟還沒有最後降落，皇帝趙頊又一次把他高高捧起。他的《字說》在“元豐改制”的高潮中上呈朝廷，皇帝趙頊在思謀“用兵西夏”建立“武功”的同時，立即抓住《字說》，與《三經新義》並舉，思謀創造“文治”的輝煌，便加封他為“荊國公”。宰執大臣們迎合著皇帝趙頊的心意，同聲唱和，極力吹捧，把他的《三經新義》和《字說》抬高到與“六經”並驅的高度，把他譽之為“今之周公”、“今之魯公”。於是，皇上詔出，《字說》與《三經新義》獨據學館，“主司純用以取士”，成了天下學子“魚跳龍門”的敲門磚。青衿學子滔滔背誦《字說》的熱浪於元豐四年隨著“用兵西夏”的兵馬出征達到了高潮，也給王安石的蒼涼心靈以慰藉。

這絲“慰藉”也終於失落。十一月九日傍晚，王安石的侄婿葉濤牽著毛驢從江寧城購日用雜物歸來，不及卸貨進屋，便神情緊張地跑上半山亭，向身著皂袍，拄杖踱步的王安石稟報了“永樂兵敗”、“皇上重病臥床”的訊息，王安石立即意奪形駭，手杖落地，呆然失神於半山亭，舉目北望，神情愴楚，吁嘆不止。

南浦隨花去，

回舟路已迷。

暗香無處覓，

日落畫橋西。

王安石心頭絞動著萬般愁結，在葉濤的攙扶下回到書房。他心緒無依，夜不能寐，預感到一場災難的逼近：“永樂兵敗”後的朝政走向，可能是紛爭的再起，可能是人心混亂的猖獗，可能是“新法”的明令罷廢，可能是“變法”旗幟的最終降落。“變法”將成為歷史，人們將為“永樂兵敗”尋找註腳，“變法”將蒙受不白之冤，將被執權者抹去銳意進取的光輝，將被執權者視為一切罪惡的淵藪，也將被執權者借來掩飾一切無能不智者的昏庸、一切貪黷不法者的惡行、一切弄權謀私者的禍心、一切利慾薰心者的腐敗。而這一切“是非顛倒”出現的遲、早、強、弱，都決定於“重病臥床”的皇上的命運了。他感到心酸、心痛、心哀，一生的心血白費了，一生的歲月蹉跎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啊！失落的是一代理想，沉淪的是一代追求，毀滅的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留在人間的，也許只有永世連綿的惆悵和“欲東而西”不解的謎。王安石在夜闌人靜的風嘯雁唳中，提筆濡墨，在桌案前的八頁屏風上，飛筆寫上了他去年秋天吟出的一首《千秋歲引·別館寒砧》：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

沙頭落，楚颱風，庾樓月，宛如昨。

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他情耽擱，可惜風流總閒卻。當初謾留華表

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