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作者:顏廷瑞

第5部分 (第3/4頁)

開的墨硯。他按照自己奇特的習慣，開始為皮鞭下的“放蹄奔騰”探索籌劃

朝陽照亮了書房的窗扉。

王安石深知，自己以“理財為核心”的“變法”方略，在中樞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的心裡是“異端”，在群臣心裡是“銀兩”，在京都一群士大夫心裡是“笑柄”，就是在年輕皇帝的心裡，也只是一把量入計出的“算盤”。這是自己“變法”的綱啊，真正能夠理解的，能有幾人？在歷代相傳“重農輕商”、“重仕輕商”、“重義輕利”、“恥於言利”的習俗中，正直而短視的革新者，都在“吏治”、“仁治”、“禮治”、“王治”、“法治”等高雅的圈子裡苦苦經營、嘔心瀝血，卻都不肯注目於“理財”在國計民生中的特殊利害。高貴而浮淺的王公大臣們，忌諱言利，忌諱談財，在靡費奢侈、宴樂無度的揮霍中，卻怕“利”、“財”兩個字玷汙了他們的風雅。“周公歌七月，耕種乃王術”，這個道理並不深奧，只是腳不沾泥計程車大夫們懶於通曉而已。要政治清明，沒有“財之饒”行嗎？要軍旅強大，沒有“財之豐”行嗎？要興學育人，沒有“財之稔”行嗎？要文治輝煌，沒有“財之裕”行嗎？“生財、聚財、理財，宰執首責”、“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聚天下之眾者，苦無財”、“聚天下之人，不可無財”、“合天下之眾者，財”這個“理”乃“變法”之魂魄，何時才能為皇帝和群臣通曉而力行啊

王安石沒有動身，只是伸出右手，準確地拿起几案上濡墨的狼毫筆，在箋紙上寫出了“綱不移”三個大字。這三個字信筆而劃，如同他那不修邊幅的模樣一般，橫斜豎歪，著實醜陋。

陽光透過窗扉，照射在書房裡的軟榻上。

在一年多時間的議論“變法”中，王安石心下明白：自己用以打動皇帝心機的是“堯舜之世”和“先王之政”。士大夫們奉為圭桌的“堯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究竟是什麼樣子？只有《周禮》中殘存的那些含混不清的朝制典章和其他經書中記載的那些銓釋不一的史實和理論。這些書堆之中，根本就沒有革除時弊的現成藥方，自己之所以“法先王之意”而引用，原本只是借歷代聖哲先賢的名望，激勵年輕皇帝銳意進取之心，並藉以堵塞中樞重臣們反對“變法”的嘴巴。現時，要“變法”了，要“放蹄奔騰”了，還能搬用那些早已過時的“先王之政”來捆綁自己的手腳嗎？天知地知我王安石知！可真能扭轉朝廷“積貧積弱”之狀的妙方在哪裡呢？一年來自己所設想的均輸。青苗、市易、募役、農田水利、方田均稅、兔行、保甲、將兵等九項新法，有些是因襲秦之商鞅變法、漢之桑弘羊榷酤、唐之劉晏理財而來；有的是從自己知鄞縣時經遊全縣、山村問苦、實地考察、“貸谷於民、立息以償”、“起堤堰、決破擴，為水陸之利”的經驗而來；有的是從“卻向貧家促機抒，幾家能有一絢絲”、“聊向村家間風俗，如何勤苦尚兇飢”的饑民慘情中而來。這些思之未熟、議論未精、尚未完備立法的紙上文字，果真能切宜實情，革新朝政嗎？

王安石又伸出手，抓起筆，在紙上寫了“目待張”三個大字。

太陽昇至中天。

王安石看得清楚，“變法”成功的關鍵，在於君臣之間能否保持長久的契合。商鞅變法，曾遇到守舊大臣和貴族王公的強烈反對，由於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終使西秦稱雄於戰國；唐貞觀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議論，紛爭不一，而魏徵與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車成貞觀之治。唐代宗廣德、大曆年間，宰相劉晏以平準法理財治國，革除時弊，扭轉了“安史之亂”後國弱民貧之狀，卒因見疑於皇帝，遭楊炎構陷而死，新法遂而敗亡；就是本朝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所倡導的新法，不也因為仁宗皇帝的突然轉向，導致君臣失契而歸於失敗嗎？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尋的，通曉了這個道理，就可以算作賢人了。君臣契合，可以與天地同德，可以與日月共明，可以與鬼神合其吉凶，“堯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現，不也是禹、湯、文、武與伊尹、呂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嗎？可現時的情形呢？反對“變法”的中樞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趙挼熱躍右�潁�澠談�斫諡�κび誶扒兀懷�家蜓�肚遙�菰ノ尬��縞跤諭硤疲揮兄居詒涓鑀記康娜河⑼�牛�斕朗獾攏�允迅咼鰨�羆蟻嘀牛�槁鄄灰唬�兆誘俺幀笆燜己蠖�敝�郟�韭砉獬幀爸瀉臀奩�敝�郟�費糶蕖⒑��栽謖叛鎰潘�恰懊鼢碲臁薄ⅰ耙紙男搖薄ⅰ熬�本佟薄ⅰ霸窆儷ぁ鋇戎髡牛�莢謨行撾扌蔚賾跋熳拍暱岬幕實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