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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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討厭同學中有小錢買零食的“五香嘴”，卻對肥肉特別饞，幻想以後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對受虧待特別敏感，不管什麼樣的虧待，別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裡一鬧，怎麼想也想不開。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個特別好高要強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眾場合就緊張得什麼也說不出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在似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僅個兒矮人一截，臉也瘦削些，連頭髮也長得稀疏些。我總在最不扎眼的角落裡待著，覺得受到別人的有意壓制：別人得意，總拿我做犧牲。

十八歲過去了，難道飢餓的後遺症就這麼嚴重？比我大幾歲的人出生後捱了餓，與我同年齡的人大都胎中捱過餓，幾乎都是死裡逃生。為什麼他們高高興興忘掉了，現在享受著青春年華，日子過得自得其樂，我卻抑鬱不歡。

難道我出生前後還經歷過別的什麼事？

我很想讓母親講講這一段時期。但母親總說：“災荒年嘛，蘇修美帝吧，‘反華大合唱’吧。不也把你們幾個沒心沒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過來了，數那些陳年爛谷作啥子呢？”

母親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強。一個抬槓子的女工，重慶所謂的“棒棒”女子，她怎麼度過這饑荒之年的？有誰會關心她？母親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許，她曾討好過大鍋飯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轉，也就比別人稠了幾分；或許，她曾向打菜的師傅陪過笑臉，手一高一揚，也就比別人多了小半。饑荒年每個人眼睛都瞪得癲狂圓亮，隨時會為缺半兩少幾錢大動肝火哭鬧打架，但食堂總是有油水，養得活一二張嘴，包括肚子裡的小嘴。當時食堂總由最嚴格最靠得住的黨員來管，這樣的好事，怎麼可能輪得上我們這種毫無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與母親的吵鬧中說，她去食堂打飯，那些掌勺的人給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飯，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沒用，便把清湯水飯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讓家裡餓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鬧，弄到一圈圈人圍觀，掌勺人只好給大姐重新添幾勺稠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才被人欺，差點都成了餓死鬼！”大姐一向關不住嘴，但這樣指責母親，太不象話了。

母親氣得臉通紅，大口喘氣，竟也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話。為什麼家裡人一提到饑荒之年，向母親發脾氣，母親就啞口無言了呢？她做了什麼理虧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節課，我腦子裡都在想母親的話，她將退休，領少得可憐的退休津貼。

我怎麼辦？聽從母親？不準備高考，就不能去學校，等於就見不到歷史老師。後者最讓我難受。而繼續複習，別說下學期，就是本學期還得用的課本、作業本，別想讓母親給，課本也許能借，作業本呢？著急之中，我想起父親的病休工資那麼低。夜盲症應該算工傷退休，該給全薪。如果我去把這件事辦成了，父親補幾年的工資，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嗎？我壯起膽，乘輪渡過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這個旮旯角角來。”鄰居經常抱怨住在這個地方。醫院，煤店，菜市場，電影院，郵局，不僅隔得老遠，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辦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遠門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難得過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慶長江大橋建成，從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興奮若狂，歡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以為從此就是半個城中心人。但不久就發現，我們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貧民區的人，得往山頂走，直走到有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車繞一個大圈，才能過橋。時間長不說，付的錢還貴，一點沒沾到好處。只有遇上大霧封江，或洪水暴漲，渡船停開時，才去拼命擠公共汽車，從大橋上過江。坐輪渡，路要短些，還省錢，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輪船公司勞資科，大約下午三點左右。好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在看報喝茶，有個人在打電話聊天。

我問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理我。然後，我走進辦公室，說我是退休職工子女，來這兒主要是想問問父親為什麼沒拿工傷退休工資？幾個人仍然照舊，不予理睬。我再說了一遍，打電話的人擱了電話走過來，看看我，打著官腔說：“一個姑娘家，還能到公司來，還曉得來問父親的工資。回家去，我們做這種工作都按黨的政策按中央檔案辦事，哪會有錯？”

我覺得牙齒在抖，於是沒看說話人，眼睛盯著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說了下去：我父親不僅不該拿病休工資，我父親的工齡也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