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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用小秤稱，裝進自己的飯缸裡蒸，快蒸好後，再往飯上不斷地澆水，使米粒發脹起來，“提高出飯率”，哄騙肚子。船員們進進出出船上的大廚房，盯著自己的飯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變得賊明賊亮。
到處流動的工作，使船員們關係越發怪誕。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憐的土產，再到另一地轉手賣出，從中牟利。船員之間也因分髒不均而彼此告發，那些時候的處置迅速而嚴厲，開除公職裹鋪蓋捲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親是老實人，連仙人掌之類勉強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樹開花，花大，形狀大如玉米，也是搶手貨，輪不上他。偶爾運氣好，得到點芭蕉頭，煮過水，去了點澀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難吃。但比起其它充飢的東西，算不錯的了。父親想到母親正拖著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裡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緊褲帶限制著自己每天的定量，節省下來帶回家去。
終於有一天，他腳一絆，一頭從駕駛艙栽到甲板上，撲騰著卻沒能站起，反而滾落到江裡。他的頭摔了個大口，血流不斷。船從瀘州開到宜賓，父親才被送到醫院，檢查時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問題，視力嚴重衰弱。
那個飢餓的冬天，母親已有身孕，還在塑膠廠做搬運工。她有必要多吃一點，為了身體裡的我。
沒有，母親沒有這個權利。我的姐姐哥哥沒感到有這必要，讓母親多吃——沒必要讓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點。他們為我作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那難忍的日子裡。後來，他們腦子裡忘了這一點，心裡卻很難忘記。我感覺到這一點，卻一直未弄懂他們怨氣的由來。
我在母親的肚子裡就營養不良，在胎中就拒絕動彈。母親覺得怪異，一直擔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崗那個婦幼保健中心生下來的。母親說她到醫院去的路上，路過一家電影院，正在演《洪湖赤衛隊》。在電影院門口，羊水流了下來，她忍著繼續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邊石階上。過路的好心人見她大肚子，咬著牙，臉色慘白，就把她扶到這家醫院去。
母親生過那麼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醫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臍帶，洗和包。母親捏算日子，我早過預產期，早該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來，過了許久也沒哭，醫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氣打屁股，才拍出我滿喉嚨胎裡帶來的苦水，我的哭聲只是呻吟一樣的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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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我有福氣，生下來已是1962年夏秋之際。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終於緩解了連續三年，死了幾千萬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饑荒。整個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之中，也只有那幾年共產主義高調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時，人民又有了些存糧，毛主席就又勁頭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實驗來。都說我有福氣，因為大饑荒總算讓毛主席明白了，前無古人的事還可以做，全國可以大亂大斗，只有吃飯的事不能胡來。文革中工廠幾乎停產，學校停課，農民卻大致還在種田。雖然缺乏食品，買什麼樣的東西都得憑票，大人孩子營養不良，卻還沒有到整年整月捱餓的地步。人餓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沒勁兒到處抓人鬥人了。
飢餓是我的胎教，我們母女倆活了下來，飢餓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裡。母親為了我的營養，究竟付出過怎樣慘重代價？我不敢想象。
我整個平靜的身體，一個年輕的外殼，不過是一個假相。我的思想總是頑固地糾纏在一個苦惱中：為什麼我總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真希望那個跟在我身後的陌生男人不要離開，他該兇惡一點，該對我做點出格的事，“強暴”之類叫人發抖哆嗦的事。那樣我就不多餘了，那樣的結局不就挺狂熱的嗎？這想法搞得我很興奮。
每天夜裡我總是從一個夢掙扎到另一個夢，尖叫著，大汗淋漓醒來，跟得了重病一樣。我在夢裡總餓得找不到飯碗，卻聞到飯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個手裡有碗的人下跪。為了一個碗，為了儘早地夠著香噴噴的紅燒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過我的人跪著作揖。醒來一回想，我便詛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麼強烈的身體需求。
我一次次對自己否認：你不是生來這樣，胎兒不會有記憶，不會受委屈，不會有創傷。但是我無法解釋我的某些行為。比如，我對食物的味道特別敏感，已經這麼大一個姑娘了，還是永遠想吃好東西，永遠有吃不夠的慾望，而且吃再多還是瘦骨嶙峋。聞見鄰居家灶上在炒雞蛋飯，我清口水長流。我從不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