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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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不能不醫；‘一軍’又一敗，又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也不能不醫。所以人總是不夠的。”

“那也沒有辦法了。軍人們這麼愛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醫，恐怕也不夠用吧？”

“嚇，嚇，嚇嚇嚇”

兩位客人被臊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了。但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他們卻不肯拿回去，郭沫若無奈，只好權且收下。

一千兩銀子的匯票。它代表著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郭沫若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收到這麼大的一筆鉅款！

對於窮愁交困的郭沫若來說，這張薄如紙重如金的匯票未嘗沒有相當的誘惑力。

“我假如妥協一下，把這匯票換成錢，跑到日本去把妻兒接回來，再一路回重慶，那我們一家以後的物質的生活是可以再無憂慮的了”

桌子上放著安娜的長信。這是她回到日本將近三個禮拜後寫來的。郭沫若重讀安娜的來信，如像剛接讀時一樣興奮，一樣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戰顫著，胸腔緊張得好像要爆裂開來。每讀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漲痛一次。如此這般地讀下去，他的眼淚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樣滴落在信紙上了

他還是不能去重慶。回到了那裡，一幕家庭的悲劇便很可能發生，人命的犧牲是明於觀火的。他決不能為了自己的幸福犧牲別人的性命，而且還可能犧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喲！父母喲！請原諒你的兒子罷！你的兒子忍心不回來，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兒子終竟不忍回來，也正是出於他的還未喪盡的一點孝心。你兒子回來了，便會把人害死，便會把你兩老人害死。這教你兒子怎麼能夠忍心呢？父母喲！父母喲！我同你們別來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遠不能和你們相見了！”

這麼痛哭著，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來信上。安娜在信中訴說的生活的苦狀，使他悲憤萬分：

“啊啊，不錯，我們真正是牛馬！我們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兒同情，我們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兒憐憫！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予的世界！女人喲！女人喲！你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喲！我們是甚麼都被人剝奪了，甚麼都失掉了，我們還有甚麼生存的必要呢！”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踞在他的心頭。腦筋沉重得不堪，心裡熾灼得不堪。那一千兩銀子的匯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這金錢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躪，你且看我來蹂躪你吧！”這麼說著，他突然把那一千兩的匯票，和著信封一齊投在地板上，還狠狠地走去踏了幾腳。

他把金錢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裡有一種報復的快感，連著說了幾聲：“痛快！痛快！金錢喲，我是永不讓你在我頭上作威作福了！”

他決心不回重慶去了。於是便立刻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大哥橙塢，一封給重慶紅十字會會長。把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也封在後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堅決辭掉了

（五）革命加戀愛

一支武裝的和非武裝人員組成的隊伍，浩浩蕩蕩地走出了流沙，朝著橫亙在西南方向的山頭進軍。流沙位於廣東汕頭附近，這一帶屬於粵東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聳，海拔約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鬱，從村外一直到山腳則是一片廣闊的田疇。已經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還沒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隊伍的中間。他身上穿著一套藍布軍服，但神情和氣質仍然是一位詩人。

最近幾年來，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924年，他透過翻譯日本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從理論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慘案，於悲憤泣血之餘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輝。1926年3月18日他來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初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其後又投筆從戎，於7月間參加了北伐革命戰爭，先後任政治部宣傳科長、行營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他撰寫了討蔣檄文並因而遭到通緝。“八·一”南昌起義後他隨軍南下，途中由周恩來和李一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這樣劇烈的變動中，他和安娜時聚時散。1924年4月他離開上海，東渡日本，欲寫《潔光》而未果，11月又攜妻兒回到上海。南下廣州時安娜和四個孩子留在上海治過程、形式和行為的描述，但它仍以政治哲學的研究為理，過了兩個多月始來穗同住。郭沫若隨師北伐，妻兒們又留居廣州。出發前他身著戎裝同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