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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場面的裝飾品？難道我所有辛勤的勞動都是為了個人的名利，我一切熱情的語言都是欺騙讀者的謊話？
有時我的思想似乎進入了迷宮，落到了痛苦的深淵，束手無策，不知道怎樣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位老人的笑顏，我心安了。五十年來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視我。真是一位難得的好編輯！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進了“文壇”，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我們接觸的時間不多，他也少給我寫信，但是在緊要關頭，他對我非常關心，他的形象也是對我的支援和鼓勵。我的文集開始發行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四人幫”垮臺後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聽覺減退，我們交談已有困難。但是同他會見，讓他知道我的腦子還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彷彿盡了責任。我們最近兩次會見，葉聖老都叫人攝影留念，我收到他從北京寄來的照片，我總是興奮地望著他的笑臉對人說：“這是我的責任編輯啊！”我充滿了自豪的感覺。我甚至覺得他不單是我的第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他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但是我記得作家們抱怨過編輯同志的硃筆無情，那麼我就向同志們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現在“文責自負”，就讓作者多負點責任吧。我一生改過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讓不少編輯刪改過，別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滿意，後來一定恢復原狀。我的經驗是：有權不必濫用，修改別人文章不論大刪小改，總得徵求作者同意。我當編輯的時候，常常對自己說：“要小心啊，你改別人文章，即使改對了九十八處，你改錯了兩處，你就是犯了錯誤。最好還是筆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動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現在還是這樣看法。
以上只是我對一般編輯工作的意見。這個小小的要求並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慚愧，說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筆不曾償還的文債。《十月》創刊的時候我答應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沒有給刊物寄過一行文字。看來，我再也寫不出適合刊物的像樣文章了，編輯同志不會責怪我。但是作為讀者，我讀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編輯們的勤勞和苦心，既高興又感謝。刊物在發展，在前進。讀者的眼光永遠注視著你們前進的腳步，奮勇直前吧，親愛的朋友們。
七月二十五日
《序跋集》跋
幾十年來我編選過不少的集子，有長篇，有短篇；有創作，有翻譯。我保留著一個印象：為自己編選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這一回編選《序跋集》，我感到了厭倦，說句老實話，我幾乎無法完成這工作。
為什麼呢？我不能把責任全推給“衰老”。固然我現在拿筆寫字手就發抖；我越是著急，手和筆尖都停在原地越難移動，但我也掙扎著抄寫了一些較短的前言後記。而且在這方面我還有一個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國煣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這個集子裡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別是那些滔滔不絕的“代序”都是她抄錄的。我應當感謝她。
為什麼呢？是不是在編選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實編選工作並不繁難，何況我（一）定下了一個範圍：只收文學著譯的序跋。（二）又宣告會有遺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這是事實。但先來一個宣告，等於網開一面，留一條出路：反正有遺漏，多一篇，少一篇，關係不大。我也用不著苦心“求全”了。
那麼為什麼會感到厭倦呢？是由於閱讀五十四年中間自己寫的那一大堆前言後記吧，我看一定是這樣。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還在奉賢縣“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天工宣隊老師傅帶著我們機關“造反派”到我家去抄書，拿走了幾本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著作，這些書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書架上，我想它們該是最保險的吧。沒有想到給沒收的偏偏是它們。後來我回家休假，蕭珊講起這件事，我們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陣，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們過去寫的文章並不都證明他們生來就正確，而且一貫正確，因此不利於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們，還是將它們沒收燒燬為妙。
我堅持這個看法，我有夠多的經驗和體會。我寫過多少很不正確的文章，連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發一篇，就鬥一次，還要我寫檢查交代。不讓我看原文，也不對我說明文章的內容，卻要我像猜謎一樣承認有罪，我實在應付不了！我怕極了，真的朝夕盼望來一場天火把我過去寫的文章燒光。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