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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是集體的事業，這個事業的發展和繁榮，與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有關係，大家都有責任。大家都在從事一種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說誰比誰高。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倒符合實際。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負責人寫了一篇文章，替編輯同志們講了幾句話。他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也知道一點編輯工作的情況，聽到一些人的牢騷，想“安撫”他們，對他們做思想工作。沒有料到一篇文章闖了大禍，姚文元的“金棍子”馬上打到他的身上來了。他從此背上“雜家”的包袱，吃夠了苦頭。沒有人出來替他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因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後。但是解決是非問題，不靠官大官小。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仍然聽見作家們在抱怨、編輯們在發牢騷。我覺得兩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沒有道理。對每一方面我同樣勸告：對自己要求高一點，對別人要求低一點。前些時候我讀過一篇文章，說“批評也是一種愛護”，我不這樣看。不過“愛護”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說，真正愛護作家的是好的編輯，同樣，好的編輯也受到作家的愛護。好作品喜歡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這也是所謂“物以類聚”吧。一種刊物發表了兩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樣彙集到它那裡，刊物選擇作品，作家也挑選刊物。我聽見一位作家對別人說：“某某是我的責任編輯。”聲音裡充滿感情，我看除了讀者們的鼓勵外，這就是對編輯的莫大酬報了。但是我又聽見一位作家抱怨，編輯不向他組稿，他連雜誌社的門向哪裡開也不知道。他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勸他不要生氣，我說：“這樣倒好，主動權就在你手裡了。你有兩個辦法：第一他不組稿，你就不投稿，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個刊物的損失；第二他不來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識貨不識貨。漏過了好作品是編輯的過失，他會受到讀者的批評。”拿我自己來說，我的作品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好些篇，可是《小說月報》編輯部的大門我一次也不曾進去過。正因為我不管這些，才有時間多寫作品。我從來不管誰來約稿誰不約稿，經常考慮的倒是在什麼刊物上發表作品比較好。當然別人用不用我的稿子，並不能由我自己決定。我也只是寫稿、投稿。作家嘛，時間應當花在寫作上。我還聽見有人批評編輯“偏心”，說他們“重名氣輕質量”。這已經是幾十年的老話了。不能說別人就沒有缺點，但我們更應該相信讀者。不要以為讀者對當前生活一無所知，對作品毫無欣賞力和判斷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員還是讀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是靠誰保留下來的呢？還不是讀者！也只能靠讀者。編輯不可能跟讀者對著幹，硬要編一本沒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沒有人要看，一定辦不下去，編輯也得改行。讓兩方面都來經受時間的考驗吧，都來經受讀者的考驗吧。
我還想談一點個人的經驗和個人的感情。我在一些不同的場合講過了我怎樣走上文學的道路，在這裡我只想表示我對葉聖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當做很好的編輯而感謝的。我寫了長篇小說缺乏自信不敢投稿，從法國寄給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託他代印幾百冊。我赴法前看見過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小說，還記得書名叫《洄浪》，印費並不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見面就告訴我：“你用不著譯書賣稿籌印費了，《小說月報》明年第一期起連載你的小說。”原來當時《月報》的代理主編葉聖老經常去開明書店，他在我的朋友那裡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認為可以發表，就拿去推薦給讀者。倘使葉聖老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作為編輯，他發表了不少新作者的處女作，鼓勵新人懷著勇氣和信心進入文壇。編輯的成績不在於發表名人的作品，而在於發現新的作家，推薦新的創作。我感激葉聖老，因為他給我指出了一條寬廣的路，他始終是一位不聲不響的嚮導。
致《十月》（2）
我從來沒有把寫作當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過是一種職業，一個工作崗位。作家不是一種資格，不是一種地位，不是一種官銜。我重視、熱愛這個職業、這個崗位，因為我可以用我的筆戰鬥，透過種種考驗為讀者、為人民服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作家會是“社會名流”或者“太平紳士”或者“萬應膏藥”。我決不相信作家可以脫離作品而單獨存在，可以用題字、用名字、用講話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靜夜深思，難道我當初拿筆寫作，就是為了大寫“苦學自學”的經驗談，引導青年如何青雲直上，充當各種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