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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一九六五年第四季度我從河內回來，出國三個多月，對國內的某些情況已經有點生疏，不久給找去參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學習會，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姚文元一篇文章要大家長期學習呢？我每個星期六下午去文藝會堂學習一次，出席人多，有人搶先發言，輪不到我開口。過了兩三個星期，我就看出來，我們都在網裡，不過網相當大，我們在網中還有活動餘地，是不是要一網打盡，當時還不能肯定。自己有時也在打主意從網裡逃出去，但更多的時間裡我卻這樣地安慰自己：“聽天安命吧，即使是孫悟空，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學習會，我今天還感到不寒而慄。我明明覺得罩在我四周的網越收越小、越緊，一個星期比一個星期厲害。一方面想到即將來臨的災難，一方面又存著倖免的心思，外表裝得十分平靜，好像自己沒有問題，實際上內心空虛，甚至惶恐。揹著人時我坐立不安，後悔不該寫出那麼多的作品，惟恐連累家裡的人。我終於在會上主動地檢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的錯誤。我還說我願意燒掉我的全部作品。這樣講過之後比較安心了，以為自己承認了錯誤，或者可以“過關”。誰知這次真是一網打盡，在劫難逃。姚文元掄起他所謂的“金棍子”打下來。我出席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送走外賓後，參加作家協會的學習會，幾張大字報就定了我的罪，沒有什麼根據就抄了我的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到我家裡來對我訓話。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順順地當眾自報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牛鬼蛇神”沒有資格享受它。但當時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時間裡，我常常失眠，做怪夢，遊地獄；在“牛棚”裡走路不敢抬頭，整天忍氣吞聲，痛罵自己。
十年中間情況有一些變化，我的生活狀況也有變化。一反一復，時松時緊。但學習、批判會卻是不會少的。還有所謂“遊鬥”，好些人享受過這種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只要得到我們單位的同意，別的單位都可以把我帶去開會批鬥。我起初很害怕給揪到新的單位去、頸項下面掛著牌子接受批判，我不願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開了一次會，我聽見的全是空話和假話，我的膽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來，我明白連講話的人也不相信他們自己的話，何況聽眾？以後我也就不害怕了。用開會的形式推廣空話、假話，不可能把什麼人搞臭，只是擴大空話、假話的市場，鼓勵人們互相欺騙。好像有個西方的什麼宣傳家說過：假話講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話。根據我國古代的傳說，“曾參殺人”，聽見第三個人來報信，連他母親也相信了謠言。有人隨意編造謊言，流傳出去，後來傳到自己耳邊，他居然信以為真。
三論講真話（2）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講真話”就是其中之一。在當時誰敢說這是“壞習慣”？！人們理直氣壯地打著“維護真理”的招牌販賣謊言。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在街上，在單位裡，在會場內，人們全戴著假面具，我也一樣。
到“四人幫”下臺以後，我實在憋不住了，在《隨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我喊過了，我寫過了兩篇論“說真話”的文章。朋友們都鼓勵我“說真話”。只有在這之後我才看出來：說真話並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加困難。我常常為此感到苦惱。有位朋友是有名的雜文家，他來信說：
對於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賬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至於有些違心之論，自己寫時也很難過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劾。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我沒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裡的話，應當請求原諒。但是我要說像他那樣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學習。我也一樣，“當時沒有勇氣”，是不是今後就會有勇氣呢？他坦白地說：“不敢開支票。”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嗎？難道說了這樣的老實話，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嗎？我辦不到，我想他也辦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終。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總有結束的時候；說空話也好，說假話也好，也總有收場的一天。那麼就由自己做起吧。折磨就是折磨嘛，對自己要求嚴格點，總不會有害處。我想起了吳天湘的一幅手跡。吳天湘是諶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