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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也是最後的信。我今天才體會到這封信帶給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經太遲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國解放那年他才十九歲。他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短篇小說，也不過二十六歲，我也正是在這樣的年紀開始寫短篇。他的作品說明他很有才華。他的青春剛剛開放出美麗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擴大化”狂風的無情摧殘。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後果。受到這種殘酷打擊的並不只是方之同志一個，而是一代的青年。關於這一代人的故事我聽到不少。可是像千萬根針那樣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聽說“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方之回到南京，身體已經被折磨得很壞了，他訂了個五年的計劃，他說：“我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準備一一寫出。後來他病情嚴重，住進了醫院，他向愛人央求：“告訴我，我還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個月，我就馬上出院，把最要緊的事情做完”
這樣的話是那些不愛惜自己的時間、也不珍惜別人的時間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來，我幸福多了，我還有五年的寫作時間。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靈之火將永遠燃燒，他的愛憎還激動著人心。他的作品沒有能寫出來，太可惜了！但是勤奮地寫作的人今天是不會少的。我也要奮筆寫下去。當然我寫不出他那樣的作品，不過把筆當做火、當做劍，歌頌真的、美的、善的，打擊假的、醜的、惡的，希望用作品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所貢獻——這樣的理想，這樣的抱負，這樣的願望我也是有的。我為什麼不能夠實現它們呢？
十二月四日
懷念老舍同志（1）
我在悼念中島健藏先生的文章裡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橋機場送別的事。那天上午離滬返國的，除了中島夫婦外，還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幾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島、井上兩位贈送的書，回到家裡，十一點半上床，睡不著，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記》，裡面有一篇《壺》，講到中日兩位作家（老舍和廣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讀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現那兩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麼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極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極其悲慘的結局，我一個晚上都夢見他，他不停地說：“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總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賓館陪中島先生和夫人去機場。在機場貴賓室裡我拉著一位年輕譯員找井上先生談了幾句，我告訴他讀了他的《壺》。文章裡轉述了老舍先生講過的“壺”的故事，① 我說這樣的故事我也聽人講過，只是我聽到的故事結尾不同。別人對我講的“壺”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壺。乞丐並沒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佔有這隻壺，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說，老舍富於幽默感，所以他講了另外一種結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樣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抱著壺跳樓。他也不會把壺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間。
那天我們在貴賓室停留的時間很短，年輕的中國譯員沒有讀過《壺》，不瞭解井上先生文章裡講些什麼，無法傳達我的心意。井上先生這樣地回答我：“我是說老舍先生抱著壺跳樓的。”意思可能是老舍無意摔破壺。可是原文的最後一句明明是“壺碎人亡”，壺還是給摔破了。
有人來通知客人上飛機，我們的交談無法繼續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動表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讀過《壺》了。”我當時並不理解為什麼井上先生如此鄭重地對佐藤女士講話，把我讀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然而後來我明白了，我讀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開高健先生的得獎小說《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同志的悲劇的死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在國內看到懷念老舍的文章還是近兩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寫於一九七○年十二月，那個時候老舍同志的亡靈還作為反動權威受到批鬥。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裡也沒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我最初聽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為了威脅我們講出來的，當時他們含糊其辭，也只能算做“小道訊息”吧。以後還聽見兩三次，都是透過“小道”傳來的，內容互相沖突，傳話人自己講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負責。只有在虹橋機場送別的前一兩天，在衡山賓館裡，從中島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聽見老舍同志的死訊，他說是中日友協的一位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