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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請他吃飯，有人請他看戲，有人把汽車借給他，有人給他介紹女朋友，他可以挑選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給他未婚妻活動調工作，等等等等，不但都是理所當然，他甚至可以出國訪問，可以享受其他的許許多多—— 一句話，作為小騙子的罪狀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以容許的了。不會有人寫報道或者編話劇，也不會因為話劇上演的問題發生爭論了。事實上這樣的事自古以來經常發生，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是為什麼呢？
小騙子的一句話使我幾個月睡不好覺。我老是想著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那些生活經驗相當豐富的人會高高興興地鑽進了小騙子的圈套？我越想越苦惱，因為我不能不承認在我們這個社會里還有非現代的東西，甚至還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譴責的東西。儘管三年來我們不斷地說，要糾正“開後門的不正之風”，可是後門越開越大：有人看不見前門，找不到前門，有問題無法解決，連配一塊窗玻璃也得等上一年半載，他們只好另想辦法找門路開後門，終於撞到騙子懷裡，出了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某些衙門為什麼不可以開啟大門，替人民多辦一點事情呢？我們的某些幹部為什麼不可以多看看下面、少看看上面呢？
關於話劇能不能公演的問題，倘使要我回答，我還是說：我沒有發言權。不過有人說話劇給幹部臉上抹黑，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我看倒不見得。騙子的出現不限於上海一地，別省也有，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倘使沒有產生他的土壤和氣候，他就出來不了。倘使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中他鑽不到空子，也就不會有人受騙。把他揭露出來，譴責他，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為了消除產生他的氣候，剷除產生他的土壤。如果有病不治，有瘡不上藥，連開後門，仗權勢等等也給裝扮得如何“美好”，拿“家醜不可外揚”這句封建古話當做處世格言，不讓人揭自己的瘡疤，這樣下去，不但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而且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寫
悼方之同志
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南京來的朋友，聽他們談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據說江蘇省代表團因為參加方之同志的追悼會，比我們遲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前不久見過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現在怎樣努力回憶也想不起來。我只記得他和陸文夫同志一起來找我，談他們組織“探求者”的打算。當時我只讀過方之的短篇小說《在泉邊》和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覺得還不錯，認為他們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們想在創作上多下工夫，約幾個志同道合的業餘作者共同“探求”。他們說已找某某人談過，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勵。我瞭解他們，三十年代我們也曾這樣想過，這樣做過。這兩位年輕人在創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負。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誌”，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我現在記不清楚他們當時是不是已經發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這以後才公開了它。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們沒有聽懂我的話，我也說不清楚我的意思，他們當然不會照我的意思辦。
過幾天我便去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我一到北京，反右的鬥爭，就開始了，許多熟人都受到了批判。回到上海後，我聽說“探求者”們都給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從此再也沒有人向我提起方之的名字。陸文夫的名字後來倒在《文藝報》上出現過，先是受到表揚，說是他“摘帽”以後寫了不少的好作品，後來又因此受到批判，說是他的表現並不好，總之，他還是給打下去了。一直到許多被活埋了多年的名字在報刊上重新出現的時候，我才有機會看到這兩位“探求者”的大名。
方之先後發表了《閣樓上》和《內奸》兩篇小說，受到讀者們的重視。我讀過前一篇，別人對我講述了後一篇的內容。我聽說有些刊物的編輯不敢發表他的作品，這說明二十一年的遭遇並沒有撲滅他的心靈之火，他至今還在“探求”，他始終不曾忘記作為作家他有什麼樣的責任。他的小說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說，是“一團火，一把劍”。現在需要這樣的作品。我等待著他的更多的作品，卻沒有想到他把他最後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雜誌的創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盡了，他要把手裡的火炬交給後面的年輕人，他要創辦一個發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電報來要我為《青春》創刊號寫稿，我回了一封簡訊，說我生病寫不出文章，請他原諒。這是我寫給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