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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疑惑地想：這個小小的大隊怎麼負擔得起？我當時的確這樣想過，可是文章裡寫的卻是另外一句話：“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那個時候大隊支部書記還沒有當上副總理，吹牛還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幹”每年虛報產量的程度。我的見聞裡畢竟還有真實的東西。這種寫法好些年來我習以為常。我從未考慮聽來的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現在回想，我也很難說出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吧。總之，我們常常是這樣：朋友從遠方來，高興地會見，坐下來總要談一陣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他談我也談。這樣地進行了一番歌功頌德之後，才敞開心來談真話。這些年我寫小說寫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習慣卻沒有給完全忘掉。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彷彿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剛剛開始，為了讓自己安全過關，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編造了一本假賬揭發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捱過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裡。起初我真心認罪服罪，嚴肅對待；後來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編寫了百份以上的“思想彙報”。保護自己我倒並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兒女，我不能連累他們，對他們我還保留著一顆真心，在他們面前我還可以講幾句真話。在批判會上，我漸漸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們一層又一層地剝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個下午他們把我拉到田頭開批鬥會，向農民揭發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輕詩人站出來發言，揭露我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他知道這是假話，我也知道他在說謊，可是我看見他裝模作樣毫不紅臉，我心裡真不好受。這就是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做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我並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嚥下。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昇。
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正在過去，或者就要過去。這次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人到中年》
幾個月前我的一個侄女從遙遠的邊疆寫信來說：“我們工作很忙，設計任務一個接著一個。作為技術骨幹，總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點經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務勞動又重，真有筋疲力盡之感。最近《收穫》中裡的陸大夫就是我們這些中年科技人員的寫照。一些基層幹部總喜歡那些‘唯唯諾諾’、無所作為的人，而對我們這些‘大學生’總有些格格不入”
《人到中年》是諶容同志的中篇小說，陸大夫是小說中的主人公眼科醫生陸文婷。半年多來我聽見不少的人談論這部小說，有各種各樣的看法；起初還聽說有一份省的文藝刊物要批判它。以後越來越多的讀者出來講話，越來越多的讀者在小說中看見了自己的面影。的確到處都有陸大夫，她（他）們就在我們的四周。她（他）們工作、受苦、奮鬥、前進，或者做出成績，或者憔悴死去小說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現實生活。
三十年來我對自己周圍的一切絕非視若無睹。但是讀了《人到中年》後我一直忘不了這樣一個事實：今天在各條戰線上幹工作、起作用，在艱苦條件下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人多數是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也就是像陸文婷那樣的“臭老九”。（“臭老九”這個稱號固然已經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裡它們還藏得好好的、深深的，準備到時候再拿出來使用。）正是靠了這無數默默地堅持工作的中年人，我們的國家才能夠前進。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國式的“四化”吧，也離不開他們。那麼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讓他們心情舒暢，多做工作、多做貢獻，有什麼不好？！即使辦不到這個，把他們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大家多關心他們，多愛護他們，又有什麼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