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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時每刻我們都受到親切、熱情的接待。現代化的建築和裝置，壯麗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動使我眼花繚亂。但是牽繫住我的心的還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兩份報刊的記者來採訪，那是兩位年輕姑娘，我沒有機會讀到她們的報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覺得我是在同兩個謙虛的學生親切交談。我的確應當感謝許多見過面和不相識的朋友的友好的語言和善意的鼓勵。就是對偶爾在報刊上出現的挖苦和不實之詞，我也把它們當做對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諷刺我寫了那些關於“戰鬥友誼”的報告文學，有人責怪我解放後沒有發表長篇小說。我也曾反覆思考，心平氣和地做過解釋。沒有寫長篇小說，只是因為我想丟開那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我要歌頌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我錯就錯在我想寫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和適當的條件使不熟悉的變為熟悉，因此我常常寫不出作品，只好在別的事情上消磨光陰。這說明知識分子的改造十分艱鉅。我自己應當負全部責任。
至於友誼，我不會為過去那些散文感到遺憾。固然我在這方面走過不少彎路，有時候把白臉看成紅臉，把夢想寫成現實。即使一些文章給時間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誼永遠不會褪色。我開始寫作時有一個願望就是追求友誼。我第一次到法國，有一個願望也是追求友誼。在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我始終沒有停止對友誼的追求。我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講過類似的話：五十二年前我在這裡感受到友情的溫暖，寫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說，今天我懷著感激的心情來尋找我的足跡，只是為了向法國朋友們表示謝意。
這一次我的確“滿載而歸”。在萬福樓我舉杯祝酒，我說：“我們在這裡過友誼節。”吃中飯的時候，法國朋友和我們又在一所法國大飯店相聚，人數不到前一個晚上的三分之一，我們吃著當地的名菜，談著美麗的前景，談笑更自然、更親切。友誼一直是我們談話的主題。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遞給我一件禮物，可能是一本書，一本畫冊，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紙包好了的。她說這禮物表示了法國朋友的心意。她那認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動。我鄭重地接受了它。在來飯店之前我還接受了另一件禮物，那是一幅畫的複製品。是“圖書的力量”書店主人送給我的。我把兩件禮物放在一起。後來到商業中心參觀，我女兒把它們從我手上接了過去。朋友們陪我們逛了一個下午，七點二十分我們才上飛機。瘦長的、鬍子不多的法中友協里昂分會的負責人一直和我們在一起，我記下他的名字，以後又忘記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會忘記。在萬福樓他曾小聲教大家唱《絲織工人之歌》。在我們回國的前一個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協幹部會議的會場上又看見他。分別時，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望著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話到了嘴邊又給嚥下去了。我想對他講什麼呢？
原來是這樣一件事情：那兩件禮物給傳來傳去，上了飛機放在行李架上，忘記拿下來。我請陪同我們到外地訪問的法中友協主席貝熱隆先生找人到機場查問，飛機已經到別的國家去了。回到巴黎我們又住了五天，可是沒有再聽見人談起那兩件禮物。
兩個月又過去了。回憶仍舊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個沒有寫上字的花紙包，和那幅複製的畫和它的沒有署名的封套，我彷彿受到誰的嚴厲的譴責。我始終記住那一句話：法國朋友的心意。我沒有把它們帶回國內，我辜負了法國朋友的友情。我談論友誼，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是認真地追求它，嚴肅地對待它。為了這失去的禮物，我不會原諒自己。我必須把心裡的話寫出來，才能夠得到安寧。
里昂（2）
我相信親愛的里昂友人會了解我這歉疚的心情。
七月九日
沙多—吉里（1）
在法國我比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兩個月。五十年來我做過不少沙多—吉里的夢，在事繁心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那個小小古城裡度過的十分寧靜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這裡寫成的，是從這裡的郵局寄出去的。我頭上的第一根白髮也是在這裡發現的，是由這裡的理髮師給我拔下來的。① 我還記得那位理髮師對我說：“怎麼就有了白頭髮，您還是這麼年輕呢！”我在小說裡說他是老年的理髮師，其實他不過是中年人，當時我年輕，因此把年長於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個時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學裡，中學的看門人古然夫人②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對我非常好，他們是一對老人。在學校裡我收到外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