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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埋下頭抄錄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親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亞乘船遇難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裡雅患結核症逝世；他的十七歲女兒麗莎自殺死去；他的一對三歲的雙生兒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歲！但是苦難並不能把一個人白白毀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許多至今還是像火一樣燃燒的文章。它們在今天還鼓舞著人們前進。
六月二日
在尼斯（1）
在法國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隻友好地伸過來的手。我對法國朋友說：“我們掉進了友誼的海洋裡面”，這不是“外交辭令”，我是帶著真摯的感情講話的。法國友人關心中國人民的鬥爭，願意瞭解中國，勤奮地學習漢語，研究現代中國文學。法國讀者關心我的小說中人物的命運，談起來他們對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國太太拿了法譯本的《寒夜》來找我，說是她喜歡這本書，要我為她簽名，還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本來想寫“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太多的痛苦”。可是寫了出來，“太多的”三個字沒有了。作為作者，我不希望給讀者帶來痛苦。這種心願是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培養起來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開始拿筆的時候，我的想法並不是這樣。但是作品一發表，就像一根帶子把我同讀者連線起來了。從此我就時時想到了讀者。我總是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幫助，而自己又覺得它們對讀者並無實際的益處。因此產生了矛盾，產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擱筆，說在白紙上寫黑字是浪費生命，而同時我卻拼命寫作，好像有人在後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虛作假，裝腔作勢，在我的內心正在進行一次長期的鬥爭。兩股力量在拉我，我這樣經過了五十年，始終沒有能離開藝術。今天快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我還下決心爭取時間進行創作。我當時利用藝術發洩我的愛憎，以後一直襬脫不了藝術。現在我才知道藝術的力量。過去我不瞭解藝術，也不瞭解自己，難道我就瞭解讀者嗎？
我常說我的作品給人們帶來痛苦，談到《寒夜》，我稱它為“悲觀絕望的書”。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裡，我還為最後那一句“夜的確太冷了”感到遺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悽清的寒夜裡，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一直折磨著我，在那難忘的十年中間，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說，特別害怕人提到《寒夜》。沒有想到去年我無意間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一句話：“這是一本燃燒著希望的書。”原來讀者也有各人的看法，並不能由作者一個人說了算。難道我真的就只給讀者帶來痛苦嗎？現在連我自己也懷疑起來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協會分會為我們代表團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同時也歡迎從瑞士到尼斯來會晤我們的韓素音女士。招待會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廳和飯廳裡舉行，不少的人參加了招待會，他們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協的成員和積極分子，會上酒菜點心相當豐盛，客人們談笑，親切自然。兩位年輕太太或者姑娘過來跟我談《寒夜》和《憩園》裡的兩個女主人公。她們說，她們瞭解她們，一點也不陌生。我說，我寫的是舊中國，舊中國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們說：“我們理解，心是一樣的。她們是好人啊。”這時又有一位女讀者參加進來。我就帶笑說，女讀者找我談話，我不緊張，因為我在小說裡很少把婦女寫成壞人。後來在巴黎的確有人向我提過這個問題。我回答：在舊中國婦女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總是受壓迫，受欺負，受剝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們。在這之前我還參加過一次同讀者見面的會，我雖然高高地坐在臺上，實際卻有點像中學生接受考試，幸而讀者們十分友好，沒有出難題，一個半小時就順利地過去了。我列舉這幾件事，為了說明一個問題：讀者們不是一塊鐵板，他們有各人的看法，他們是“各取所需”。我已經談過這個問題，以後有機會我還要談到它。
那個晚上的招待會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法國人的晚宴常常繼續到午夜甚至更遲，因為我年紀大了，女主人允許我早退。尼斯友協分會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會的成員和骨幹。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華僑醫生的法國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個還在大學唸書的小兒子講漢語，書寫漢文。這裡是一所相當漂亮的別墅，房內還有各種古玩陳設。我們一行四人住在這裡，另外還有三位住在車伕人未來媳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