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巴金

第42部分 (第1/4頁)

。

“用不著擔心形式的問題。我個人始終認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為內容服務的。在寫作的道路上中國作家從未停止探索，總想找到一種能夠更準確地表達自己思想、使它打動人心的形式，就像戰士們總想找到一件得心應手的武器。讓他們自己挑選吧。讀者們的銳利的眼光正在注視他們。

“至於西方化的問題，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們在談論文學作品，在這方面我還看不出什麼‘西方化’的危機。拿我本人為例，在中國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響比較深，我是照西方小說的形式寫我的處女作的，以後也就順著這條道路走去。但我筆下的絕大多數人物始終是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舊作，我並不覺得我用的那種形式跟我所寫的內容不協調，不適應。我的作品來自中國社會生活，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它們是中國的東西，也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沒有采用我們祖先用慣了的舊形式。我正是為了反對舊社會制度，有志改善舊生活、改變舊形式，才拿筆寫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現手法，他們有創新的權利。他們或成功或失敗，讀者是最好的評論員。作家因為創新而遭受長期迫害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部作品發表以後就成為社會的東西，好的流傳後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論來自東方或者西方，它屬於人類，任何人都有權受它的影響，從它得到益處。現在不再是‘四人幫’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時代了。交通發達，距離縮短，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互相影響，互相受益。總會有一些改變。即使來一個文化大競賽，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險，因此我不在信裡談克服所謂‘西方化傾向’的問題了。”

一封回信（2）

十月二十六日

願化泥土

最近聽到一首歌，我聽見人唱了兩次：《那就是我》。歌聲像湖上的微風吹過我的心上，我的心隨著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鄉。近年來我非常想念家鄉，大概是到了葉落歸根的時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裡，三年半了。我訪問巴黎，在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家中吃晚飯。朋友是法籍華人，同法國小姐結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們在他家談得暢快，過得愉快。可是告辭出門，坐在車上，我卻擺脫不了這樣一種想法：長期住在國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我也知道這種想法不一定對，甚至不對。但這是我的真實思想。幾十年來有一根繩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國的時候，我在《海行雜記》中寫道：“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訪巴黎，住在凱旋門附近一家四星旅館的四樓，早飯前我靜靜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過白紗窗帷看窗下安靜的小巷，在這裡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卻是北京的長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廣東的鄉村，還有成都的街口有雙眼井的那條小街到八點鐘有人來敲門，我站起來，我又離開了“親愛的祖國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這樣，好像我每天回國一次去尋求養料。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彷彿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間，在想象中我重見那些景象，我覺得有一種力量在支援我。於是我感到精神充實，心情舒暢，全身暖和。

我經常提到人民，他們是我所熟悉的數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這些人中間成長的。我的正義、公道、平等的觀念也是在門房和馬房裡培養起來的。我從許多被生活虧待了的人那裡學到熱愛生活、懂得生命的意義。越是不寬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嗇。然而人類正是靠這種連續不斷的慷慨的貢獻而存在、而發展的。

近來我常常懷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館裡馬房和門房的景象，時時在我眼前出現。一盞煙燈，一床破席，講不完的被損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遠不變的結論：“人要忠心”。住在馬房裡的轎伕向著我這個地主的少爺開啟了他們的心。老周感慨地說過：“我不光是抬轎子。只要對人有好處，就讓大家踏著我走過去。”我躲在這個陰溼的沒有馬的馬房裡度過多少個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黃昏。

門房裡聽差的生活可能比轎伕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們中間我感到舒暢、自然。後來回想，我接觸到透過受苦而淨化了的心靈就是從門房和馬房裡開始的。只有在十年動亂的“文革”期間，我才懂得了透過受苦淨化心靈的意義。我的心常常回到門房裡愛“清水”恨“渾水”的趙大爺和老文、馬房裡轎伕老周和老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