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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的長夜，我知道它們來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的後遺症。事情並沒有結束，我還在忍受痛苦的磨鍊，我還在進行生死的鬥爭。經過了痛苦難熬的三夜，我幾乎感到支援不下去的時候，也許是我的心逐漸恢復了平靜，也許是我的腦子因疲勞而變遲鈍，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時還做噩夢，可是我不再心煩。“危機”似乎過去了，我鬆了一口氣，我得救了。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又出現了無端的煩躁，不過只有兩夜，而且每夜不到兩小時。以後就沒有再發生類似的情況。現在傷口也已經癒合。醫生說等到秋涼再去醫院動手術把囊腫取出，不會有麻煩。我也就忘記了那些難熬的不眠的夜。人原來就是這樣健忘的。
在編輯《真話集》的時候，我重讀了一年半中間寫的三十則“隨想”，忘記了的事情又給想起來了，因為從《人言可畏》起最後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機”中間和“危機”前後寫成的。它們使我記起當時的掙扎。特別是《人言可畏》，字數少，卻在我的腦子裡存放了好幾個月，“危機”到來，自己在作拼死的鬥爭時，首先想起這筆心靈上的欠債。開始寫它，我好像在寫最後一篇文章，不僅償還我對幾位作家的欠債，也在償還我對後代讀者的欠債。講出了真話，發狂的“危機”也過去了，因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負擔。
我嘮叨地講自己的“危機”，只是說明作家的“思想複雜”。作家的腦子並不像機器那樣，一開就動，一關就停，一切聽你指揮。
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看出《三訪巴黎》和《知識分子》兩篇並不是一口氣寫成的。兩篇“隨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動筆，我寫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別的事情干擾把它們擱在一邊，差一點連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後來我想起了它們，過了幾個月找出原稿續寫下去，總算按計劃寫成了。
那麼“干擾”從哪裡來？
可以說“干擾”來自四面八方。這些年我常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像是一箇舊社會里的吹鼓手，有什麼紅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計劃寫作，我不能安安靜靜地看書，我得為各種人的各種計劃服務，我得會見各種人，回答各種問題。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卻不得不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我說不要當“社會名流”，我只想做一個普通作家。可是別人總不肯放過我：逼我題字，雖然我不擅長書法；要我發表意見，即使我對某事毫無研究，一竅不通。經過了十年的“外調”，今天還有人出題目找我寫自己的經歷，談自己的過去，還有人想從我的身上搶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寫作了五十幾年之後，我彷彿還是一個不能自負文責的小學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樓，有時我剛剛在書桌前坐下，攤開稿紙，就聽見門鈴在響，接著給人叫了下去。幾次受到干擾，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裡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這兩篇不曾消失在遺忘裡，終於給找出來加上新的內容同讀者見面了。在我的長時期的寫作生活中被“干擾”扼殺的作品太多了！所以聽見門鈴聲，我常常膽戰心驚，彷彿看見過去被浪費掉的時間在眼前飛奔而去。我只能責備自己。一個作家有權利為他自己的寫作計劃奮鬥，因此也有權同“干擾”作鬥爭。
干擾（2）
最近人們忽然對已故法國作家薩特感到了興趣，我聽見有人私下談論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訪問上海，我在家裡接待過他們。但是我當時很謹慎，很拘束，講話吞吞吐吐，記得只談了些像用第一人稱寫小說一類的問題。一九七九年我訪問法國，他雙目失明在家養病，曾託法中友協設法聯絡，打算登門拜訪，卻沒有得到機會。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經逝世，聽說有幾萬人參加他的葬禮。關於他的著作，我只讀過兩部多幕劇，也談不出什麼。但是他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贊成“把作家分為等級”。他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分為等級的東西，而你在這種文學中屬於這樣的級別。我否認這樣做的可能性。”他的話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在重視等級的社會里，人們喜歡到處劃分級別。有級別，就有“干擾”。級別越高，待遇越好，“干擾”也越多。於是“干擾”也成了一種榮譽，人們為爭取“干擾”而奮鬥。看來薩特一口否認的“可能性”是畢竟存在的了。不是嗎？
那麼要發展我們的文學事業，怎麼辦？擴大級別嗎？增加等級嗎？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辦法只能是讓作家們受到最少的“干擾”。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