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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我的“倉庫”
我第二次住院治療，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時，就下床，坐在小沙發上，等候護士同志兩點鐘來量體溫。我坐著，一動也不動，但並沒有打瞌睡。我的腦子不肯休息。它在回憶我過去讀過的一些書，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記憶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點美好的東西。
我大概不曾記錯吧，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一篇演說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情：衛國戰爭期間，列寧格勒長期被德軍包圍的時候，一個少女在日記中寫著“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類的句子。沒有電，沒有燭，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她不可能讀書，她是在黑暗裡靜靜坐著回想書中的情節。托爾斯泰的小說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現在跟疾病做鬥爭，也從各種各樣的作品中得到鼓勵。人們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熱愛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書中人物的命運讓我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未來的閃光。人們相愛，人們歡樂，人們受苦，人們掙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關在病房裡，我的心也會跟著書中人周遊世界、經歷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沒有精力閱讀新的作品，過去精神上財富的積累也夠我這有限餘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熱。
人們常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有深的體會，我的心靈就是文學作品塑造出來的。當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許多部作品，許多部內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盤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發上我回憶了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
我最後一次讀完《雙城記》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國郵船“昂熱”上，第二天一早郵船就要在馬賽靠岸，我卻拿著書丟不開，一直讀到深夜。儘管對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我和小說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儘管書中主要人物懷才不遇的卡爾頓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但是幾十年來那個為了別人幸福自願地獻出生命從容走上斷頭臺的英國人，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還是我的許多老師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則，教我懂得一個人怎樣使自己的生命開花。在我遭遇噩運的時候他給了我支援下去的勇氣。
我好久不寫日記了。倘使在病房中寫日記，我就會寫下“某某日《雙城記》”這樣的句子。我這裡沒有書，當然不是閱讀，我是在回憶。我的日記裡可能還有“某某日《戰爭與和平》，某某日《水滸》”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傷躺在戰場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沖挑著葫蘆踏雪回到草料場許多人物的命運都加強了我那個堅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貢獻；不在於接受，不在於獲取。這是許多人所想象不到的，這是許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間要是“造反派”允許我寫日記，允許我照自己的意思寫日記，我的日記中一定寫滿書名。人們會奇怪：我的書房給貼上封條、加上鎖、封閉了十年，我從哪裡找到那些書閱讀？他們忘記了人的腦子裡有一個大倉庫，裡面儲存著別人拿不走的東西。只有忠實的讀者才懂得文學作品的力量和作用。這力量，這作用，連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被公認為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卻徹底否定了它們。高爾基說得好：“我不記得有過什麼大藝術家會像他這樣相信藝術（這是人類最美麗的成就）是一種罪惡。”可是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根據作家的意見把它們全部燒燬。連托爾斯泰本人，倘使他復活，他也不能從我的“倉庫”裡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懷念均正兄（1）
過去朋友們常常稱讚我“記性好”。現在像夢中一樣，不少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腦子裡都只剩下一片白霧，說起來令人不相信，老友顧均正兄逝世的時候，我接到從北京寄來的訃告，讀到他的兒子小銓的來信，十分難過，想起許多事情，我說要把它們寫下來，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記錄，可是我不曾寫，一拖就是幾年，今天拿起筆想寫一點對亡友的懷念，卻連他去世的年月也記不清楚了。
那麼我從哪裡寫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個弄堂（霞飛坊，即現在的淮海坊）裡。解放後，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開會，每次總要到西堂子衚衕去看他們夫婦，照例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