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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同住在重慶。在重慶我們迎接到“勝利”。我打電報到上海，三哥回電說他大病初癒，陸蠡下落不明，要我馬上去滬。我各處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過了兩個多月才趕回上海，可是他在兩天之前又病倒在床上了。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旁邊。據說他病不重，只是體力差，需要休養。
我相信這些話。何況我們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業餘醫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進醫院，我也就沒有堅持送他去，後來還是聽他說：“我覺得體力不行了”，“還是早點進醫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幫忙讓他住進了醫院。沒有想到留給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時間！事後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進醫院，他的病是不是還有轉機，他是不是還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後悔，我責備自己，已經來不及了。
七天中間他似乎沒有痛苦，對探病的朋友們他總是說“蠻好”。但誰也看得出他的體力在逐漸衰竭。我和朋友們安排輪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過他一個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兩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說《火》的校樣。他忽然張開眼睛嘆口氣說：“沒有時間了，講不完了。”我問他講什麼。他說：“我有很多話。”又說：“你聽我說，我只對你說。”我知道他在講胡話，有點害怕，便安慰他，勸他好好睡覺，有話明天說。他又嘆口氣說了一句：“來不及了。”好像不認識我似的，看了我兩眼，於是閉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病床時，他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來，只說了一個“好”字。這就是我們弟兄最後一次的見面。下一天我剛起床就得到從醫院來的電話，值夜班的朋友說：“三哥完了。”
我趕到醫院，揭開面紗，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麼黃瘦，兩頰深陷，眼睛緊閉，嘴微微張開，好像有什麼話，來不及說出來。我輕輕地喚一聲“三哥”，我沒有流一滴眼淚，卻覺得有許多根針在刺我的心。我為什麼不讓他把心裡話全講出來呢？
下午兩點他的遺體在上海殯儀館入殮。晚上我一個人睡在霞飛坊五十九號的三層樓上，彷彿他仍然睡在旁邊，拉著我要說盡心裡的話。他說談兩個星期就可以談完，我卻勸他好好休息不要講話。是我封了他的嘴，讓他把一切帶進了永恆。我抱怨自己怎麼想不到他像一支殘燭，燭油流盡燭光滅，我沒有安排一個機會同他講話，而他確實等待著這樣的機會。因此他沒有留下一個字的遺囑。只是對朋友太太講過要把“金鑰匙”送給我。我知道“金鑰匙”是他在燕京大學畢業時因為成績優良而頒發給他的。他一生清貧，用他有限的收入養過“老家”，幫助過別人，這刻著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鑰匙”是他惟一珍貴的紀念品，再沒有比它更可貴的了！它使我永遠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貧的生活，它使我今天還接觸到那顆發熱、發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後我們把他安葬在虹橋公墓，讓他的遺體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裡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學兼課，五個女生在他墓前種了兩株柏樹。
他翻譯的《懸崖》和別的書出版了，我們用稿費為他兩次修了墓，請錢君匋同志寫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攤開的書，書中有字：“別了，永遠別了。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家。”它們是我從他的譯文中選出來的。我相信，他這個只想別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歲的窮教師在這裡總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時，我們在墓前添置了一個石頭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們一家人都要帶來鮮花插在瓶內。有時我們發現瓶中已經插滿鮮花，別人在我們之前來掃過墓，一連幾年都是這樣。有一次有人遠遠地看見一位年紀不大的婦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後來花瓶給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費，我總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裝飾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經沒有時間了。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邊，成了鬥爭的物件。嚴寒的冬天在“牛棚”裡我聽人說虹橋公墓給砸毀了、石頭搬光，屍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這是謠言，當時我連打聽訊息的時間和權利都沒有。
我的哥哥李堯林（4）
後來我終於離開了“牛棚”，我要去給三哥掃墓，才發現連虹橋公墓也不存在了。那麼我到哪裡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裡去找這個從未傷害過任何人的好教師的遺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將不停地追問自己。
八月十日寫完
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