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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光之夜，人們立在寒冷的街頭，也不說話，只是讓閃爍的燭火表達他們
心中對死者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海德堡的女
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象徵，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
不覺黯然。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個星期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燒死了五個土耳其婦女和小孩。
燭光沒有了，白玫瑰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派別的混混衝上街頭打砸商店、
縱火燒車、群毆混鬥。
燭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會大眾對自己的力量還有信心， 認為平常雖是
“沉默的大多數”，但當這個“大多數”站出來的時候，那少數的害群之馬就會望
風而逃。五月這場大火，是給社會“大多數”一記響亮的耳光。燭光和白玫瑰除了
使“大多數”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得不到實際的效果。無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
雲，壓著人心。
該怎麼看待德國的排外風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問題。接二連三的縱火事件之後，各國媒體反應不同。英法國
內排外事件不斷，所以媒體對德國也較為平淡，只談個案，不加太多評語。在美國
媒體的呈現中，事態就嚴重得多，好像新納粹主義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可能。以色列
媒體更是情緒激昂，將德國和南非相比，要求聯合國對德國採取經濟制裁。而德國
媒體本身，則典型地充斥著一片自我檢討的聲音。
歐美各國對德國都有一個特別的歷史情結。幾乎在五月縱火殺人事件的同時，
法國有兩個土耳其人的工廠被人縱火夷為平地，後者卻不會成為國際大新聞，因為
德國是現代的該隱，額上烙著殺人的印記，她的舉動不得不受人特別看待。而在六
八年以前，德國人對自己歷史的態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迴避、躲閃。六八
年，年輕一代起而反抗舊有的制度和價值，德國才逐漸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
路。到八十年代，對納粹歷史的全盤否定和批判遂成為蓋棺論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為絕對標準的同時，一個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
對納粹主義的任何同情或諒解。活過納粹時期的父母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在學校
裡被教過“萬惡的納粹”的子女也不願、或不忍，追問上一代的過去。一種集體罪
惡感這個禁忌，到九十年代還像一個發炎的腫處，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痙攣。
這個發炎的腫塊是德國特有的歷史包袱，使德國人特別顯得緊張。在任何國家，
甚至包括猶太勢力強大的美國，你都可以想象在一個社交場合上，某個大嘴巴開始
講猶太人的笑話，以取得鬨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國，別說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大嘴
巴，就是找到了，笑話出口之後，他看見的可能是一張一張鐵青的臉。
這個歷史包袱，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太重了一點，所以才有科爾總理的名言：
“後生者無罪”，為下一代減輕負擔。可是他沒有辦法防止人去觸犯那個禁忌——
那個禁忌目標也太大了。
失業的、失學的、沒有家庭溫暖的、心裡朦朧著反抗衝動的少年和青年，找尋
發洩的目標。他怎麼樣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下，讓全世界為他震動？有什麼東西，
在這個社會里，是絕對絕對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國，
強姦、放火、殺人、搶劫，和任何其他社會一樣，都只是一般社會新聞，連亂倫、
殺父殺母，都只是犯罪學家和社會學者關懷的小領域。在這個國家，只有一件事能
造成轟轟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殺人，而且必須是殺外國人。
只要殺的是外國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頭條新聞，而且不只是國內新聞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