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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了歐洲人對亞洲人不甚自覺的歧視。然而
在現實環境中，又確實有那麼多泰國來的賣春女郎、為換取護照而結婚的亞洲女子、
背井離鄉為生活奮鬥的亞洲難民；我沒有辦法改變人們的成見，而又必須每天面對
這些成見，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橋終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夾縫之中，對民族主義問題自然敏感。恆煒一向有
世界視野，又在種族雜處的加州生活過幾年，對強弱民族間的矛盾也難免有所感觸。
而我，一年來老被人問：“您是泰國人嗎？”和幼兒走在街上，陌生人—會走過來，
塞給我幾塊瑞幣，“給可愛的孩子買點東西！”他們親善地說，那是使我覺得有點
難以消化的親善。我開始重新檢討自己以前對民族主義的批評。而七等生，沐浴在
太平洋的海風中，面對的不同“種族”是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他應當可以
諒解為什麼我們幾個人渾身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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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筆會上，我看見白人作家站在臺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穿梭會場之
中，又受鎂光燈及人群的包圍與簇擁。我看見黑面板、黃面板的作家，安靜而謙遜
地隱沒在各個角落裡。而黑面板、黃面板的作家對彼此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的
眼光，也專注地落在白種作家的身上。這個世界是現實的：讓一個白種作家或記者
注意到你，比讓十個或一百個“第三世界”作家或記者注意要有價值得多。要將自
己的“商標”打進世界文學這個“超級市場”，只能依靠白人的發掘、引進、宣傳。
去年在瑞士開的筆會，在我眼中，充份流露著白種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脹。
我開始考慮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立足點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第幾世界的作家，
經過一場筆會，卻猛然發覺，啊，在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個第三世界的作家，
完全不屬於歐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對第三世界的瞭解遠遠不如我對歐美的瞭解；我對第三世界的認同感遠
遠不如我對第一世界的認同來得強烈。但是第一世界並不承認我的歸屬。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將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裡透黑，被鴿子
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裡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這就回到了“公審”七等生的問題：別人不把你當兄弟時，你如何與他稱兄弟？
就個人藝術創作的層次而言，這些立場、認同等外圍問題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
考慮。一個作家以手寫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與他屬於第幾世界可以沒有任
何關聯。然而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
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寧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他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用
一把尺——以強勢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價值，而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
全不能接受的。
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塊砸自己腳的石頭；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
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但是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
發出聲音，讓沉浸在自我膨脹中的白人社會產生些微不安；因為有一點不安，他就
不會盡興地膨脹。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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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審”七等生之後，又過了八個月，我身上的刺卻落了很多，因為我發覺，
在所謂種族歧視上，各個民族其實是相當平等的，也就是說，一個西洋人在臺灣或
中國所可能受到的“歧視”並不低於我在歐洲受到的“歧視”。
一個瑞典的醫生在臺北學中文。語文中心一位工友為細故而罵他為“洋鬼子野
蠻人” 。 醫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兩人相對時，主任對工友說：
“你不要叫他野蠻人嘛！人家聽了心裡多難過。”
在蘇黎世的街頭，瑞典朋友微笑地為我敘述這個小故事，我當街大笑起來。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