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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聽了他模稜兩可的四答，毛澤東沒再說什麼，連夜率三軍團不告而別，向俄界同一軍團集中。
對於中央的北上方針，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徐向前完全擁護，陳昌浩也同意。他們原來就有過這種設想。徐向前滿心希望中央不再發生分歧，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和開路先鋒，他一直在考慮怎樣為創造川陝甘根據地開啟通路。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紅四方面軍有八萬之眾，紅一方面軍只有二萬人馬。張國燾藉此散佈“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面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等論調，想要取毛澤東等的領導地位而代之。這些，徐向前並非不知道。但他被兩軍會師的歡樂所激動，對於兩軍會合後出現的複雜局面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他是個單純的軍事家，不願為政治鬥爭分心。兩軍會合後，他的主要想法是要離開四方面軍，到中央做點具體工作。他與張國燾、陳昌浩雖共事好幾年，但在許多問題上合不來，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壓抑。但他沒想到張國燾會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陳昌浩又緊隨其後。讓他帶一部分人馬離開張國燾，使他辛苦創立起來的紅四方面軍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些教條主義者指責四方面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後”，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這使身負重任的總指揮徐向前不能不心有餘悸，不敢貿然追隨中央紅軍。這就是徐向前猶豫不決的主要原因。
當徐向前還在幻想能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時，傳來了中央紅軍單獨北進的訊息。徐向前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瞭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電話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麼辦？我說：哪裡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
應該說，張、毛兩方面的矛盾和鬥爭，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張國燾這個人“有能力，但品質不好”，“藉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歷史的回顧》）面對人多勢眾的張國燾，中央紅軍無疑處於“伴君如伴虎”的危險境地。可徐向前一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這就使他在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面前顯得格外天真，對於這“突然”的變故感到“毫無思想準備”，以致束手無策。
徐向前是個天才的革命家和軍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銳、膽識和韜略。這從他對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應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張國燾開始在紅四方面軍中“肅反”。
十師參謀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團團長潘皈佛等二十餘人相繼被捕。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忙於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陳昌浩告訴他：“八月初，我們在後方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團體，叫AB團（“AB”二字，是英文“反布林什維克”一詞的縮寫），成員多是嶽維峻的舊部。他們準備九月十五日暴動，要炸燬醫院，搶走嶽維峻。在一些縣委、區委裡也發現了改組派，牽涉到我們的部隊呢。現在逮捕的都是改組派、反革命”。徐向前聽了將信將疑：在蘇區和紅軍中前一兩年也搞過肅反，也抓過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或是敵人派來的探子。而現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擊的，平時沒有什麼異常表現，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組派？說這些人是反革命吧，過去長期在一起戰鬥、生活，確實都是些好同志；說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證據來。他心中雖然有疑團，但還是抱著相信黨、相信群眾的信念，即使他的愛人程訓宣無辜被抓，他也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