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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習慣，學到了同困難作鬥爭的經驗和敢於吃苦耐勞的堅強意志，這些東西他一直保持著，當了總司令，當了委員長也照樣沒丟。
朱德的母親為中國革命和中國人奉獻了自己偉大的兒子，自己卻一直保持著勞動婦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將母親從家鄉接出來，奉養在身邊。可是母親過不慣外面的生活，她離不開土地、離不開勞動，勞動已經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糧食一樣重要。於是她又回到了故鄉，回到了土地上、紡車旁。直到八十多歲，還時常紡線，臨終前仍不輟勞作，終生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艱難磨折，這似乎來自一種“遺傳”，因為朱德的祖母同樣是一個很不尋常的能幹婦女，而且也是直到進棺材之前，還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後來，朱德在《母親的回憶》一文中說：“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生產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澤東在她逝世後敬獻的輓聯中寫道：“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無產階級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裡排行老四，又是第三個男孩子，在大家庭裡是個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幫助哥哥幹雜活，又要像個保姆似地照顧下面的弟弟們。他不記得自己的生日，因為窮人的孩子從來就不過這種日子。在這個佃農家庭裡，沒有一個人不勞動，勞動與生活一樣重要，生活也就是勞動，人們似乎也相信，只有沒日沒夜地幹，才能過上幸福生活。對他們來說，所謂幸福生活，不過就是不至於餓死或凍死。儘管碗裡的東西越來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來越破，然而農民們並不在意，有一種宿命觀在支配著他們無休無止的勞作。朱德自童年時起就目睹並親身體驗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感到社會“有欠公平”，但是，當時，他和家人一樣，相信他們貧苦是因為惡運臨頭，災星未退。他們目不識丁，悲觀感嘆；朱德在兒童時期，對於當時的迷信全部深信無疑。也正是這些處於水深火熱中的農民普遍都有一種信念，即寧願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個男孩子，因為當時的稅吏、官僚、軍人只尊敬或害怕讀書人，加上封建時代的中國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壟斷，只要熟讀《四書》、《五經》，然後經過科舉，就可以升官發財，通向官場的大門也就是通向財富的大門，然而對於貧苦的農家子弟來說，通往此門的必由之路就是讀書，正所謂有“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亦有黃金屋”啊！一般農民都無法繳足學費，教育孩子對於他們成了生死攸關的大事，也是他們超脫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養父正是懷著對讀書人的無限崇敬送朱德進私塾學習的。
1982年，朱德進私塾，跟一位姓鐘的先生讀書。第二年轉到丁先生那裡讀書，丁先生是榜上題過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設在一個有高樓和花園的大院裡。在這裡兩年，朱德刻苦攻讀了《詩經》等十幾本書。九歲那年，他離開琳琅寨，隨伯父和麼叔搬到大灣，去席聘三先生家讀書。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時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樂於教書，有膽量，有見解，而且有相當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時一語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是一個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著濃厚的民族意識，雖然學富五車，卻不肯報考舉人，甚至連一個秀才都不是，從二十幾歲起教書，到那時已七十多歲了，他是一個真正的白丁，卻是一個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憶他“到年近八十的時候，還是個周身叛骨、朝氣勃勃的評論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學生一起修完了《四書》、《五經》，廣泛涉獵了《二十四史》。學生的讀史讀累了，老先生便帶著他們到自己貼補家計的菜園中散步，邊走邊向學生談古說今，對歷代貪官汙吏和皇親貴族評頭論足，這些評論大多擊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開明，他特別要求學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國外去研究西洋學問。因為他聽說科學使得西方國家轉趨富強，他常對學生們說，中國快到面臨最後抉擇的時候了，到底是採用科學，還是自趨滅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壘的護衛者，他愛喝酒，酒後放言高論，他常說：“人不做事業就沒有什麼用”，“要能做事業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沒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僅將學問灌輸給學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與行為影響著學生，他成為朱德新思想的啟蒙者。在他的引導下，朱德開始思考尋找道路的問題，他想，狀元是點不成的，這樣的文章，不知哪一個才點得上，他受“富國強兵”和“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如飢似渴地研究科學，一方面立志要棄筆從戎，去做一個軍人，然而他的這種想法和家人送他出來求學的初衷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