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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入一種封建性個人崇拜的迷霧之中。史沫特萊曾以敏銳的洞察力談及朱德與毛澤東的異同之處,她說毛澤東:“是一個文筆具有雷霆萬鈞之力、觀察深刻的作家——一個政治鼓動家、軍事理論家,並且時常賦詩填詞。從風采與氣質兩方面來看,朱德比毛澤東更象農民。兩具人都坦率爽直,和他們所出身的農民一樣,講究實際,但毛澤東基本上還是知識分子,他那與常人不同的深思熟慮的思想始終考慮著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毛澤東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銳觀察力和直覺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斬釘截鐵的男子漢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斷力。兩個人都勇敢倔強,堅韌不拔。這些特點在朱德尤為顯著,他雖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見解,但更是一個行動家和一個軍事組織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著一種奇特的矛盾:在他剛強的外表裡,蘊藏著極度的謙恭。這種謙恭的作風並不僅僅出於他貧苦的農民家庭出身,出於他作為一個農民對有文化有學問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許還因為做了多年軍閥,不自覺地產生了以贖前愆之感。”(《偉大的道路》)毛澤東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曾起過領導作用,朱德則處在運動的外圍,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參加了共產黨的建立工作,朱德在壯年時期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朱德第一次見陳獨秀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時,陳獨秀曾因為朱德參加過護國軍而拒絕了他的請求。陳獨秀冷落地看著朱德,並且問他:為什麼一個遠自華西專出軍閥的省份而來的將軍要加入中國窮人的黨呢?朱德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種絕望的情緒之中。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階級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於象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朱德失望地聽著,不發一言。他敲了未來的大門,而它拒絕為他開啟。
後來,朱德痛苦的回憶說:“那些日子真難過,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時,上海有很多從雲南逃來的難民找不到工作,無法生活。他們每天都找我要錢,不相信我並沒有多少財產。我作了解釋,可是他們不信。他們每天都圍著我。我真覺得自己象個罪人。”朱德正是帶著這種心理創傷去外國尋求真理的。
有一張1929年給朱德拍的照片,一連人圍坐在地上,大家將步槍夾在膝頭中間,仰起臉聽他講話。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頭上未戴帽子,光頭,穿著一條短褲和一件敞襟的農民布褂,露出胸膛。兩腿光光的,腳上是一雙繩鞋。他還是那種習慣性的站法,兩腿分開,雙手交叉在背後,滿臉輕鬆的表情。這是他和戰士們打成一片的典型鏡頭。然而,又有誰能夠透過朱德滿臉輕鬆的表情看到其背後隱藏著一顆不為人理解的孤獨之心呢?在朱德極度謙恭的性格背後隱藏著一種深深的自卑感和負疚感,雖然這種自卑與負疚在後人看來或者從客觀上來講是多餘的,完全沒有必要,但是它們深藏在朱德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隱隱作痛,於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謙虛、忍讓甚至軟弱的一面。
海倫·福斯特寫道:“如果沒有‘朱毛’這兩位天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將是不可想象的。實際上,許多中國人都視朱毛為一個人。毛澤東有一個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有一顆火熱的戰鬥之心——這給了他一生的動力。共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條最高的原則,原因之一就在於朱德對政治領導的忠實與服從。從朱毛直到全體軍官和政委之間都沒能任何勾心鬥角的行動。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衝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無論哪個方面朱德都沒有政治野心。他能聽從命令,因而也能釋出命令——在革命軍隊的領導中,這是很有意義的素質。朱德的寶貴品格眾所周知。
他這種性格源於他的謙虛,而他的謙虛又源於他獨具有堅強意識與坦然正直。”《紅色中國內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麼謙虛、沒有政治野心,那麼其後果也將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在會上,朱德察覺到張國燾的一些錯誤思想,曾同毛澤東交換意見。毛澤東囑咐朱德對張國燾須加小心警惕。後來,張國燾策劃召開了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實際上是圍攻鬥爭朱德,迫他表態、寫文章、發表宣告反對黨中央和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在這個會上,朱德坦然自若,堅定沉著,任他們怎麼鬥、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埋頭看書,就如後來他的一位戰友說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艦。”等到他們鬥完、罵完,他才義正詞嚴地說:“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舉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