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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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握手，很平常的樣子，也不仔細問，跟見一般人一樣，顯得平談。

李：許多年沒有見過面，你當時一見到他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激動呢，還是平靜？

周：我感到新鮮和好奇心的滿足。他說話不多。大意是說：我對不起你們母親。你們對蘇靈揚稱同志、名字都行。不過要注意不要問小弟弟蘇蘇，別刺激她。過了一會兒蘇靈揚進來同我們見面。

李：那時你們是否已經知道你們的小弟弟、他和蘇靈揚的兒子在張家口行軍路上出車禍夭折？

周：已經知道了。他沒有問老家別的人。不久，艾若到哈爾濱唸書，我和弟弟在育才中學。我當時覺得自己年紀太大，不願意上，他說比你大的還有。這樣我就去了。

李：中學期間你常去看他嗎？

周：學校是供給制，像一個大家庭。我不常去父親家，對父親感到很生疏。他不和我們談過去的事情，很少像父子一樣談話，比較乾巴巴的。弟弟周嶽願意回去住。他回去住在地下室，那裡陰暗、潮溼、管道交錯，不是住人的地方。其實有房間。我1953年上大學，每個月要交伙食費12．5元。我寫信問父親是否申請不交，他沒有同意，答應每月給我對無。不久，弟弟到蘇聯學習去了。

李：你上大學之後，他還住在文化部宿舍嗎？他和你談不談工作？

周：還住文化部宿舍。以後從文化部宿舍搬到沙灘中宣部宿舍。“文革”後從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搬到安兒衚衕。他有時簡單地問問我的工作情況。他不同我談他的事，我也不主動向他談我的情況。家裡的事他們一般也不告訴我。1965年他患癌症做手術，家裡沒人告訴我，後來我從弟弟周嶽的岳父、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那裡知道了實情。我想去看他，蘇靈揚說是心臟病，需要靜養，我就沒有看成。想不到從此同他失去聯絡達10年之久（1965－1975年）。1983年我陪他住醫院，他問我18年前他患癌症為什麼沒有去看他。

李：就是說他對你當年沒有去看望他，心裡還是當回事的。

周：是呀。看到他還是在意我對他的態度，我便把實情告訴他。

批鬥會上的特殊見面與重逢

李：“文革”中他的情況你瞭解嗎？

周：1966年初夏，“文革”快要開始的時候，有一天我騎車快到西單時身後有人喊我，回頭一看，是父親的秘書露菲的丈夫。他大聲問我：“你知道報上挨批的中宣部副部長是誰廣我怎麼知道，但我立即意識到他這一問本身很可能已說明了問題一一月位副部長很可能就是周揚。我感到大勢不好，第二天就直奔父親住的弓弦衚衕。一是想證實一下自己是否神經過敏，二是想看看病後的父親。走進家門，寂靜無聲。客廳裡有薄薄一層塵土，牆上有新掛的兩幅條幅，一是陳伯達寫的“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一是康生寫的“布衣一劍，繼往開來”。我正在觀看這兩位的墨跡時，進來一男子面無表情地告訴我家裡的人都去天津了。我好像預感到父親這個家即將敗落。不久，父親被批鬥、關押，歷時九年。那時，我估計再見到父親的可能幾乎等於零。當時他還不算很老，但能否闖過癌症關，能否經得住“文革”的野蠻折磨，我是很不樂觀的。

李：有沒有打聽過他的訊息？

周：他的情況我無法打聽到。“文革”中在一個特殊場合我見到過他。那是冬季的一天，北京航空學院掌權的紅衛兵組織集合全院師生員工去工人體育場參加大會。開什麼會事前不清楚，到了會場才知道是開批判會。離批鬥會很遠，看不清被鬥人的面孔，但掛在他們頸上的大牌和牌子上的字看得很清楚。看了牌子就分辨出被斗的人都是誰。有彭真、陸定一、林楓、周揚等一批人。林楓抗拒做低頭彎腰噴氣式，陸定一大聲叫屈，兩人都遭一陣拳打腳踢。父親體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圍的人注視著我，我若無其事地跟著念語錄，舉手喊口號，這些我早已習以為常。臨散會時兩個年輕人把父親提起從批鬥臺的一頭拖到另一頭示眾，幾次揪他的頭髮猛拉猛按，使他的頭時仰時俯。這時我深深體會到，一個人的未來遭遇是無法也無法想象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後的父親，竟然是在一個野蠻、醜陋，沒有人的尊嚴的大露天體育場裡。

李：又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周：一直到“文革”後期他出獄之後。我聽到他的一些傳聞，不久周密來邀我一起去看他。我們到中組部要了一輛車，蘇靈揚、周密和我一同乘車去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看他。半路上蘇靈揚突然堅決要我下車，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