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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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樣的行為是反黨。我覺得“反黨”似乎是一個模糊概念，可是這個問題又不好提出來當作學術問題來討論，因而許多年一直不清楚。加上丁陳究竟在什麼事情上“反了黨”，在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上雖然說得非常之多，我卻越聽越不明白。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部領導對這件事抓得很緊，我估計在這件事情上，毛澤東一定說過什麼指示。對這，我當時沒有聽到什麼，我只是根據中宣部所開展的批判都有毛澤東的某種指示這個一般規律來判斷的。我想對丁陳也不會例外。最近看了《炎黃春秋》上李之璉寫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一文中寫了這麼一段話：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上，“審查丁玲歷史反黨集團問題專門小組”彙報之後，“周揚這時表現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議，是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講了丁玲的好話。”李認為周這麼講是不真實的。根據多年與周揚交往，我相信周揚不會也不敢無中生有地講到毛澤東。李之璉說：“我對於周揚這種解釋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為什麼在當時不向有關組織說明毛主席是怎樣指示的？”對李之璉提出的這一點，我倒覺得並不奇怪。毛講的話要不要人傳達，不是周揚能作主的。過去的歷次批判也並不都傳達。而且周揚講的這件事我想陸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長辦公會議上週揚講這句話時陸定一在場，他沒有說否認周揚的話，可以反證周揚講的是實話。周揚不會當著陸定一的面說假話。周揚可能有這種錯誤或者那種錯誤，但周揚不具備李之璉文中所描寫的說假話的那種品質。

至於在處理丁陳“案件”過程中許多複雜的情況，有待於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個一個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難度相當大。我認為這個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導思想這個大背景，而這個大背景是不容忽視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長辦公會上我聽到文藝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長辦公會上討論過的，都是比較重要的事件，而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毛澤東的指示：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等在前，小說《劉志丹》、電影《早春二月》、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後，都有毛澤東的指示。丁陳事件毛作了什麼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揚的話，也會有。

我還有一個疑問：毛澤東為何對文藝發表這麼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後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懷疑，有一些我懷疑是江青在其中發生了作用。對電影《武訓傳》和《海瑞罷官》進行判斷這兩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過對這我只是懷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使我作出有事實根據的判斷。

在“文革”結束周揚到科學院後，有一次在油房衚衕，我對他談起陸定一“文革”後在北京醫院對我說的一句話：“我們中宣部十幾年中，無非是整完這個人之後接著再整另一個人。”陸定一對中宣部的工作能作這樣一個反思，使我對陸產生很高的敬意。周揚聽了我的話苦笑了一下說：“可不是麼！事情就是這樣。”陸定一講話向來概括性強，周揚不會說陸定一說出的那種高度概括的語言。文化大革命後周揚對自己在中宣部（或者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過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許多場合他還向許多文藝工作者道歉。那時我聽說在周揚作這種反省時，有人還認為周揚不應該那麼做，因為許多整人的事並不是周揚自己決定的，而是中央決定的，周揚無權去檢討。但是周揚還是反省、還是道歉了。對於在我們黨內統治了許多年的“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經過“文革”，陸定一有了很大的覺悟，周揚也有了很大的覺悟，而有一些人卻不覺悟。

四

從1963年起，全黨工作的重點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轉移。1964年、1965年兩年，對學術界、文藝界的“批判”越來越“擴大”“深化”。1962年在廣州舉行的文藝工作會議上週恩來、陳毅、聶榮臻等領導人主張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半年之後，毛澤東8月間在北戴河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後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檔案中，對原先劉少奇起草的那個草稿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為運動的目標等等。在這段時間內，周揚一直在鬥爭漩渦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為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但我觀察到他情緒不高，有一種想離開這場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