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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會議我都列席，在會上對這些方面的事我也聽到許多，但當時我認為文藝方面的事、特別在人事方面，太複雜了，實在聽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藝處的工作（文藝處處長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細聽，經常利用開會的時間去作“副業”。現在我寫這篇文章，讀者們當然會希望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資料，我也覺得應該講一些當時聽到的情況，講一些當時自己的想法。可就是說不出什麼來了，真很抱歉。
但是我畢竟在中宣部工作了這麼長的時間，會上會下總聽到見到不少事情，還是可以寫一點的。
比如有人把周揚描寫成特別喜歡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瞭解的周揚，並不是這樣的人。當然我對文藝界的事幾乎完全無知，我不敢說他在文藝界的表現究竟如何，我只能說說他在中宣部內給我留下的印象。
關於胡風與周揚的關係，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號之爭和魯迅文章中所寫的關於“四條漢子”那些話，其他一概不知。關於這個口號之爭，30年代在上海的刊物上的文章，作為一般的讀者，我倒注意了一下，但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原則的分歧。覺得本來是可以互相補充的東西變成大是大非的問題，爭來爭去理解不了，也就不再關心，我也一直沒有注意胡風與胡的朋友們的言論和行動。反胡風鬥爭後毛澤東批註的那幾個材料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我當然看了。看了仍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只覺得胡風等人訊息很靈通。胡風和朋友們的信中寫到1952年由於“學習雜誌錯誤”幾個“理論紅人”受批判的事。我就是信中所說“理論紅人”中的一個。而且信中所說的陳伯達為此事寫了一封信給中央，是我所不知道的。我相信很可能有這麼一件事，但是除了胡風幾位提到此事，至今我還沒有得到其他資訊。從公佈的那些信件中我也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反革命活動來。那時有一段時間中宣部長會議經常討論胡風問題。在把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打成反革命集團這件事上，部長是十分積極的。在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上我們多次聽到認定胡風等是反革命是中央、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中把問題提得那麼尖銳、那麼明確。那時毛澤東雖然沒有署名（作為毛澤東的著作正式發表是在《毛澤東選集》五卷出版的時候），但是不僅我們這些參加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的人，而且可以說許許多多人是全都知道的。當時我認為，毛澤東這麼說必然會有充分的根據，沒有朝另外一個方向去想。在反胡風的“鬥爭”中，周揚當然是主角之一，周揚也是處理“胡風反革命問題”十人小組的成員。但組長不是他。而且這個小組的許多工作是公安部長在抓。周揚在部內一直被部長認為是一政治上不那麼尖銳，帶有書生氣的人”，常常說他是“好人”（帶有某種貶義的“好人”），說他把胡風和“黨”的鬥爭，視作“文藝戰線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這樣的話我就是在部長會議上聽到的。當然部長的話說得很溫和，但是大家還是可以聽明白。對這種批評，周揚也從不辯護。當時我還聽說毛澤東對周揚也有“政治上不尖銳”的批評。
現在胡風案件早已正式平反，有許多人寫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調查的，有的文章作者是當事人，寫的是自己親身的經歷。文中所寫的周揚的言行，我想都會是事實。事實是最雄辯的。上面寫的是我在中宣部期間周揚給我留下的印象。
關於丁陳事件。丁玲和陳企霞這兩個人我都認識。丁玲這個人和她被捕後在南京的那段歷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聽人們講得很多。後來，她的《三八節有感》發表後，人們對她又特別議論了一陣子。但一直沒有見過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從張家口一起出發去桑乾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識了，不過不在一個村工作。建國後我在中宣部工作時，她當過一個短時期的文藝處長，一起開過會，但沒有交談過。沒留下什麼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沒有。我同陳企霞倒比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機關，他同我都是“輕騎隊”的積極分子。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閒聊。我認為他有一個優點：看問題尖銳。我喜歡聽他講話，只是感到他說話過於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當丁玲助手之後，我們再沒有聯絡。1955年提出“丁陳反黨集團”，我有些奇怪，因為丁的歷史似乎大家早就知道，組織上想必也早就審查過，否則不會到中宣部當文藝處長，陳企霞也是在延安經過整風審幹的人，怎麼一下子又都有了“嚴重問題”。
從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麼叫“反黨”。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