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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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反黨小集團”的結論自然不能成立。無論從調查和被調查的同志都有這種共同的認識，但是，1955年9月作協黨組的報告中央已經批發，1955年底又向全國作了轉達，在1956年要據實糾正它就不那麼簡單了，這不是調查小組所能解決的，需要經過上級組織討論後才能決定。

但經過這番調查，許多同志在思想認識上也發生了變化。原來不瞭解事實真相的，現在瞭解了；原來有盲目性的，現在清醒了。同時許多同志更看到，丁玲在被批判後，未及時處理；她既沒有工作，也不能參加任何活動，何時能夠解脫和以什麼方式解脫這種不正常的狀態，一時看不到前景。於是在作協機關有許多作家、工作人員就逐漸由懷疑到認識，把同情轉到了丁玲身上。這不是哪個個人的偏見，而是情況的反覆促使人們清醒並形成了新的認識。

五

1957年5月，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每個機關、單位人們對建國幾年來的各種工作，根據整風的精神都有所思考。對哪個人、哪件事，作的結果如何，符合不符合實際，同黨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和人的關係是否正常等等，都在人們的思想中進行新的分析和重新衡量。整風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缺點和錯誤，特別是希望領導帶頭作表率。自然大家都會想到，在本機關最突出和影響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在中國作家協會，就不能不把對“丁、陳反黨小集團”的批判和處理提到整風的首要議程。這也不是由哪個個人的意志所能決定的。

人們經過學習整風的指示，聯絡這幾年作家協會的工作，對1955年對丁玲等的批判進行了進一步的思索：感到丁玲從延安整風後，在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期間，她能深入農村，同廣大農民一起參加土改，同農民交朋友，寫出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並以此書獲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獎金；她還被派出國參加國際活動；如果她是反黨的，這些成就又應怎樣解釋？在全國解放後的幾年中，丁玲身兼文藝方面的幾個重要職務，如果她是反黨的，那麼對她的這種使用又該怎樣理解？同時人們還想到，對一個作家的評價應以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內容，歌頌什麼，反對什麼為主要根據；而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者作評價則應以他執行的方針、路線作為主要依據。丁玲是提出作家“到群眾中去落戶”的倡導者，這同黨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說她“反黨”，這又如何解釋？這一系列的問題同1955年的批判相對照，就使人們的懷疑和不解更增加了。

1957年6月，作協黨組大多數同志意識到，根據整風精神和作協機關群眾的要求，如果不首先處理好“丁、陳反黨小集團”的問題，機關的整風便不好開展。於是，在6月6日再次召開黨組擴大會，討論“丁、陳問題”的處理。周揚和黨組幾個領導人首先講話，都主動表示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是不應該的，“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並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幾位領導人發言以後，出席會議的同志發言踴躍，一致認為，1955年的錯誤批判和結論應該撤銷，應該清除這一批判所造成的後果，肅清影響並進一步總結教訓，避免今後重犯。有些同志情緒激動，不免說了些很刺耳的話。丁玲本人也提出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陳企霞從被“隔離”釋放後即認為這是“政治迫害”，這時自然講話就更尖銳。領導者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無法解答，但又不願接受大家的批評。會議因此出現僵局，宣佈暫時休會。

在開會期間，張際春同志和我曾一起去參加過一次會，聽了聽大家對丁玲問題的處理意見。會上的發言都是傾向丁玲的，認為1955年對她的批判和結論很不得當，要求領導會議的同志認真檢查，得出教訓。我們當時沒有表態。

本來，從會議開始，作協幾位領導人的講話和與會者的發言，總的方面可以說是一致的，有糾正過去錯誤的趨勢。由於有些同志的發言，言辭尖銳，丁玲本人又提出了“為什麼”？這就使會議主持者對所提出的問題難以解答了。本來，丁玲對自己問題的處理有意見，在黨內提出申訴和要求找出形成的原因，總結經驗教訓，是一個黨員的權利，這是黨章上有明文規定的。不應以此作為批判和紀律處分的根據。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休會期間，整風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原來是發動群眾向黨提意見，幫助黨糾正錯誤的整風運動，突然變成了黨向對黨提出尖銳批評意見的人進行反擊的“反右運動”。本來，從整個社會來說，有人想趁黨整風之機，借提意見為名，企圖否定黨的領導，這確實有的；對這種情況給以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