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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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主席、江青好。原估計毛主席看信後可能找他談一次，後看到主席衰老有病，知道已不可能。艾若和我去看夏衍，夏衍說：“你爸爸太老實了，組織紀律性太強了，寫什麼信，我的組織紀律性就沒有他強。通知我出獄，我就讓兒子把我背出來了。”

李：夏衍談他獄中的情況嗎？

周：他也沒有談。他只說“那是封建法西斯”。他被打致殘的那條腿變短了，腳上穿著特製的鞋，鞋底明顯加厚。父親剛出獄後的一段時間裡，因長期關押說話機會少，唇舌變得不靈活，說話困難。還有幻聽，斷斷續續聽到“打倒林彪！打倒周揚！”的口號，感到不舒服。“文革”結束後不久，《人民日報》刊登過一篇批判張春橋的文章，文中提到張攻擊魯迅是受周揚的指使。我去問父親：“真有那回事嗎？怎麼批‘四人幫’還要批你？文中把你寫成30年代張春橋的後臺。”他說：“隨他們說去吧，我都煩了，不想去澄清。我為什麼要指使別人攻擊魯迅？那時候我根本就不認識什麼狄克、張春橋。”

李：他對自己的經歷如何思考，有沒有與你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周：沒有集中談這個問題。沒有探討。只說過一些可能與這有關的話。他的人生道路有偶然性。他原本是想學軍事的，七搞八搞結果還是搞文。族內曾決定把他過繼給祖父的堂兄弟當兒子，祖母捨不得，天天哭泣，哭得族人改變了這一決定，否則他會有不同的經歷。一位不相識的巴西人長期注意他的情況，來信祝賀他出獄。由此他想到自己的名氣——“有點名氣也只是虛名”。有人說他的文章乾巴巴，情感少。他好像對自己的作品也不大滿意。談起他的文章乾巴，我突然想起50年代在報上看到的他悼念陳波兒的短文，我說那篇有情感。他說別人也說那一篇他寫得動感情了。當時袁牧之在陳波兒遺體旁哭得很傷心。

李：人們好像對他的文集沒有收一些批判報告表示不解？

周：他同意出文集，但勁頭、興趣不大。“文革”前他寫的不少東西同批判、鬥爭相連，傷害不少人，經不住時間的考驗。既然要出文集，就應把那些有問題的東西也收進去。1983年艾若去醫院時說到他的事情，艾若說“左”危害最大，最頑固，今後應汲取以往教訓，頂住“左”的壓力，堅持真理，堅持原則。過去艾若從不這樣當面談父親的工作，所以聽了艾若的話，父親似有稍許同感和不悅，低聲說：“是啊。”稍聽片刻又低聲說：“你的思想可能比較解放，將來你也可以批判我嘛。”有人建議他寫自傳，他暫時不準備寫，想以後再說。他想象，將來讀者在他的自傳中讀到有些部分，例如15歲結婚後在長沙讀書時住在旅館，讓妻子和兩個傭人陪著，一定會奇觀當年他怎麼會是那樣。他很羨慕魯迅、郭沫若、茅盾書讀得多，比他讀得多。經歷同他類似的一批人，從延安時代起就是政務多，當領導，搞組織行政工作，開會，搞運動，很難做到像魯迅。郭沫若、茅盾那樣讀書。他很羨慕魯迅、郭沫若、茅盾、毛主席的歷史知識。他說：“把歷史知識掌握好了，那是很厲害的。”他很遺憾自然科學知識懂得太少，影響了讀馬、恩的書，看《自然辯證法》時有的地方領會不深。宗教的書看得少，現在很想看。他還想多讀多寫，他長嘆一聲：“唉！總意識不到自己已經老了。”1983年我領著他做了幾項身體檢查之後，醫院同意他出院。出院那天他很高興，說：“我在死不在，死在我不在。”大意可能是這樣。他說這是古希臘哲學家的話，馬克思欣賞這句話。回到家，他在院子裡使勁原地踏步試試腿勁，機要秘書趕緊從屋裡跑出來阻止。當時父親精神狀態很好，還是“意識不到自己已經老了。”他和我們更無法意識到，他想做的事很多都來不及做，第二年，他的腦細胞就萎縮得不能正常思考了。想想他這一輩子也不容易。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並經本人修訂）

不該發生的故事

回憶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處理丁玲等問題的經過

李之璉

一

“一顆明亮的，曾經子夜高懸，幾度隱現雲端，多災多難，與祖國的命運相伴隨，而終於不失其光輝的星，殞落了。”（引自1986年3月19日《人民日報》第八版《關於丁玲》）。

1984年黨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為丁玲作了全面的平反。丁玲同志逝世後，在對她生平的介紹和一些同志寫的文章中，對她的生平作了公允的評價。孫犁同志在文章中用以上這幾句話作了概括。

我因過去工作關係，有同志希望我寫點什麼，使人們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