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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能借運動而增加他的影響力。
做出這樣的選擇，對於周揚想必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從許多因他而受到冤屈的人的角度考慮，更該注意的是他做出選擇後是如何領導運動，自己的好惡如何決定了別人的命運。不管情願與否始人是朗格和李普曼，後發展為若干支派，其中影響最大的，在談論周揚時，這是永遠無法迴避的歷史。舍此，就不能勾畫完整的周揚。
歷史環境與個人因素的關係，在何種程度上相互發揮作用，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當人們審視一個歷史人物時，常常會說“這是歷史造成的”。的確，任何人都無法脫離歷史環境而生存，但我們研究一個歷史人物時，需要的是冷靜和客觀，不能因此而忽略個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為歷史的悲劇而忽略不計個人的責任。
不同的人的回憶，展現出不同的周揚，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視為“魔鬼”，反差甚遠。這可能就是真實的周揚。在歷次運動中，他的矛盾表現在於，一方面他還是儘可能地保護一些人，而且運動過後儘量做一些彌補。但同時，宗派情緒或者其它原因，又使他不遺餘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過於胡風集團冤案的發生。雖然後來把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並非他自己所為，甚至自己也沒有料到。但種種跡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這一歷史公案的發生。而且，可以這麼認為，當時他並不會因為胡風的人獄而感到十分內疚。還有丁玲、馮雪峰的冤案，他個人的好惡，顯然起到關鍵性作用。有人回憶到，1957年當大會批判馮雪峰時，他坐在主席臺上，是以輕蔑的目光打量著馮雪峰。
可以想象，在那樣的時刻，他不再會有內心的矛盾，也沒有絲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揚以及類似的歷史人物時，對於這樣的史實家）和絕對精神（以藝術、宗教、哲學三種形式認識自己），，是無須隱晦的。
1982年我大學畢業來到北京，有機會多次在公共場合見到周揚。看著白髮蒼蒼顯得衰老的他，我曾經不止一次問自己，難道這就是過去讓許多文化人望而生畏的周揚？這就是使胡風和朋友們遭受冤屈的周揚？這就是因為懺悔往事而既受人敬重又為人斥責的周揚？
我難以將歷史和現實中的不同形象疊印在一起。有人說，老年的他已經失去了往日做報告的風采和銳氣。然而，我覺得這時的他，對過去能夠做出一定的反思，其銳氣更為難得。
我沒有同他打過交道，至今還為在寫《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的過程中，沒有采訪到他而懊悔。在參加過他的追悼會後，我曾在很長時間裡，試圖去認識他三段式德文Triade的意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使用的，瞭解他，甚至理解他。但越是瞭解，就越是感到困惑。當然，這困惑不僅僅侷限於對他個人的認識，而是對一種性格，對這樣的性格所代表的一種型別的文人。
“文革”中關在監獄時周揚是如何反思自己的過去，我們不得而知。但監獄生活的體驗，顯然為他後來的懺悔做了應有的準備。還有一點可以確定，“文革’衝那種非人的迫害，一定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他久已淡忘的人道主義早期對他的影響。在那些日子裡，他不能不回想往事，審視自己。也許，在某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的性格已經扭曲，異化的力量改變著自己。我寧願這樣認為，不然，就無法解釋他後來為什麼會下那麼大的決心，化那麼大的氣力，去研究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儘管在“文革”中受到磨難，周揚仍然沒有改變對毛澤東的崇拜之情。夏衍回憶到，1975年當專案組通知他和周揚出獄時，他當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揚則提出給毛主席的檢查還沒有寫完，要在獄中多呆幾天，寫完再回家。就這樣，他比夏衍晚一個星期出獄。
從傳記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一個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綱節。它從多方面反映出周揚的思想、行為，乃至生命的意義，已經永遠不可能脫離毛澤東而存在。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為什麼周揚晚年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解釋，基本上與“文革”前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受到批評時和相對性、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實踐標準的確定性和不確定，他在解釋時，所依據的也是說毛澤東當年在他的一個報告上做過批註，曾經贊同探討異化問題。
但是，現在的周揚畢竟不同於以往，他已經擺脫了盲目的崇拜。他在1983年3月寫的一些話，我認為可能代表著他在看待毛澤東上所能達到的最高認識。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中，他說了這樣幾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