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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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你想左聯那些作家，早一點當過黨團書記的任白戈，後來的沙汀、艾蕪這些人，都不搞文藝理論。搞文藝理論的就是一個周揚，一個胡風。胡風下面也沒有什麼搞理論的，像路翎、綠原，一個寫小說，一個寫詩。所以，左聯搞文藝的有他們兩個人。周揚這個人當然是搞理論的，但組織能力很強，他後來完全變了嘛，解放後就開始做報告，寫文章，沒有生活了。不像我這樣，興趣多。環境是這樣，他寫文章做報告，做領導工作。他真正的好像可以開玩笑的朋友也沒有。這就是因為環境變了。

李：李子云好像寫文章談到這一點。

夏：他從延安出來之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他變了。地位變了，被擺在領導者的崗位上。他這個人，內心裡其實不是一個領導，只是一個演講家出身。他也沒有什麼架子，但具體從生活上看，好像是領導，中宣部副部長管文藝嘛，再加上在左聯、抗戰中的抗協、解放後的作協，做實際工作的從來是周揚。

李：在國統區，老舍也做過抗協的工作。

夏：我是做跑腿工作。我在左聯首先是做聯絡工作的。我在1932年的時候轉到電影界去了，後來左聯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後來說我一直在左聯，這不對。1933年成立電影小組，我是組長。沒有時間管文藝方面的事。管文藝完全是周揚了。因為周揚下面的朋友都不是搞文藝理論的，是一批作家，沙汀、艾蕪、張天翼，以及後來的陳荒煤等。所以說，一個人呀前後完全不同，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後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後完全不同，因為和1931年當時軍事環境不一樣，他站的地位也不一樣。左聯不同於地下黨，黨領導文藝不可以發號施令，發號施令僅僅在很小的圈子裡面。那時他沒有權的。抗戰時也差不多，抗協也不存在發號施令。後來就不同了，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到1955年才免去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他變化大是在從延安出來之後，不過那時我們還可以和他開開玩笑，解放以後就不行了。他是黨的文藝政策的轉達者。

李：一般人好像都怕他

夏：其實那時不是怕人，是權力問題。他可以安排你的工作，讓編刊物、發表文章，當然很厲害。延安座談會之後，中宣部的威信很大。

李：我看實際上也是他的“左”令人害怕。

夏：因為“左”是黨的問題，黨“左”了，他就“左”了。

李：你看周揚對毛澤東是不是好像挺敬畏？

夏：他是崇敬。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我們不是一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都關起來了嗎？我關在秦城監獄。

李：他也關在秦城。

夏：同是那一年那一天，1975年7月吧。我是7月12號出來的。毛主席批了周揚一案可以從寬處理，那個時候的事情黨史裡面有的。毛主席1975年有兩個批示嘛，一個是講周揚一案可以從寬處理，一個是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講對文藝要寬一點的政策。那一天，7月12日，專案組——我們那個叫“周揚專案組”，當時有許多專案組——管我的那個人來通知我，說：“你可以出去了。可以回家了。”我想，不管結論行不行。已經通知家裡了，我就先回家吧。7月12日我就回家了。當時同時通知周揚，他說：“我不行，我還要寫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評，現在還沒有寫完，再有一個星期可以寫完。”這樣，他寫完了才出獄。我12日回家，他19日回家。那個時候毛主席還在。這不單純是個人崇拜，可能是毛主席在延安重用他，對他有很大的教育。

李：好像從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對周揚也經常有所批評，而且不滿意。是不是這樣？

夏：記得有一年，大概是下去搞土改吧，大家都要下去，周揚可能不下去，毛主席說：“如果周揚不下去，我就派人去押他下去。”他講過這話，那是1952年。他對周揚不滿意。我同主席接觸不多。我看是主席最初還是對他滿意，後來有了意見。

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批評《文藝報》的社論，這實際上是批評周揚領導的文學界。聽說這個社論越過了周揚，由上面指示總編輯鄧拓安排報社的人直接寫的。起草人是袁水拍。社會發表出來後，周揚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實際上是毛主席不滿周揚在批判胡適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上的工作，這篇社論是對他的極為嚴厲的批評。

夏：那些年我本來一直在上海工作。1954年在中南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大概是在9月。我在上海是負責文教衛方面工作，來到北京，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