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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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越南胡志明的宣傳顧問組任組長。去之前，我專門找過他聽取一些指示。我在上海時，他從北京來一定要找我。後來，我從越南迴來後，調到北京在中聯部工作，又辦《人民畫報》，到外文出版社。這個部門業務歸中聯部，但領導歸中宣部，這樣就同周揚繼續有些交道。

李：反右時他能管你們嗎？

王：《人民畫報》歸他管。我不同意他把我手下的人打成右派。開始他要把《人民畫報》的一個副總編打成右派，我反對，最後我分管的下面沒有人成為右派。我認為中宣部的反右是錯誤的，而且周揚有的做法超過了毛主席的想法，凡是他分管的部門，幾乎都很厲害。反胡風時雖然是毛主席批的，但周揚執行得要過一點。

辛：除這些外，還有哪些事？

王：1958年大躍進時搞《紅旗歌謠》，他也是有創見的。那些新民歌，提倡民歌與古典詩歌的結合，把新詩全否定了。新民歌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對冒進產生了推動作用。

李：《紅旗歌謠》是郭沫若和周揚合編的。

王：主要工作我想是周揚做的。這些詩歌煽動性很大。當然，他的作用不是一個個人的品質問題，也是歷史環境造成的。

李：你覺得毛澤東對周揚怎樣？

王：還是器重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1958年創辦《紅旗》雜誌，是毛主席親自提出編委名單，他們是：鄧小平、彭真、張聞天、王稼祥、康生、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柯慶施、舒同、陶鑄、李達、周揚。上次葉永烈採訪我時，我提到這個名單，但忘記了周揚，你這次來，正好提醒了我。周揚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僅限於文藝，他還負責社會科學規劃，領導思想批評，作過許多大報告，經常是毛主席在上面修改。毛主席對我講過周揚，文章的內容他很滿意，但不欣賞周揚的文字和文風。今天先談這些，以後找機會再談。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定）

與駱文談周揚

時間：1991年9月21日

駱文——作家、延安魯藝教員

李：你在魯藝當過教員，1941年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講話”，在這件事情上週揚起的作用你是否清楚？

駱：就我所知，文藝座談會的籌備召開，周揚在這之前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有很大功績。他給毛主席提供了上海的情況，國統區的資料，和魯迅往來的資料。“講話”的初稿是周揚搞的。

李：聽胡喬木說主要是他寫的。

駱：這我就不清楚了。座談會是5月22日、對日開的，毛主席24日到魯藝來做報告，內容和座談會上的講話差不多。有兩點我記得很清楚。他說：“你們是小魯藝，應該走到群眾中去，群眾是大魯藝。”操場旁有一棵大槐樹，他就指著大樹打比方說：“不要小看群眾的東西，特別是他們的藝術，豆芽菜會變成大樹。”另外一點是談知識分子問題。他說：“黔之驢，撩蹶子。希望知識分子不要像貴州的驢子一樣撩蹶子，應該知道自己，應該知道別人。”

李：你們當時聽到這話心裡怎麼想？

駱：我們覺得他講得對。那個時候對毛主席的印象要比現在好得多。

李：整風時魯藝整人厲害嗎？特別是搶救運動時。周揚怎麼樣？

駱：整風時周揚很矛盾。後期搞搶救運動，主要是毛主席聽了康生的話。康生說不少國民黨的特務混到延安來了。結果魯藝90％以上的人都受到懷疑，被打成特務。我也是。這種情況下，我想周揚心裡有數，但也不能不執行黨的決定。有一天，他把我叫去他家。他問我：“為什麼在國民黨統治區大後方，有這麼多特務，而且來到了延安？”我說：“如果有這麼多的特務，就不可能有進步的學生運動。如果那樣的話，黨的辦事機構，可能存在嗎？不可能。”他一句也不講，不吭聲，而是岔開話題，問孩子要不要蓋被子。後來他只是說：“組織上怎樣對待你們，你們也不要對抗，反正問題總要弄清楚的。”

李：好多人都談到他在運動中總是無條件的執行上級的指示，看來早在延安就是如此。

駱：他有矛盾。左與右的矛盾，正確與錯誤的矛盾。當時在他的主持下，為配合搶救運動，魯藝集中幾個人寫了一個劇本《搶救失足都，有陳荒煤、周立波等參加寫。讓我來主演，還有同學未平康。我演大特務，他演小特務。排到第三場，忽然停排，因為風聲不對了，搶救運動要停止。寫也是周揚授意寫的，停也是他讓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