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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後，《人民文學》召開第一次大型座談會，由我主持。周立波和我住一個房間，他對我說起刀年代左聯時期與周揚合作和魯迅鬧矛盾的事。他說：“那時我們年輕，我們是犯了錯誤，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我和周揚都是20多歲，不懂事。這麼多年了，原諒點吧！”立波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我迄今懷念這位亡友。
李：周揚與丁玲的矛盾也很深。
張：在這個問題上，我看他們兩人都有缺點，至死也沒有互相瞭解。1957年，作協批丁玲、艾青等人。次年1月《文藝報》發表《再批判》。這個特輯是我經手的。周揚找到我、陳笑雨、侯金鏡，說毛主席要發表對丁玲等人的再批判，需要組織批判文章。按語是我寫的。送給毛主席，毛看得細緻，大部分都改了，題目也改了。原來是《關於再批判》，毛把前面刪去，只留下《再批判》三個字。這個按語不好寫，我措辭謹慎、拘謹，毛全改了。他批評我們：“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人，文也不足。”在我看來，在反胡風、反丁玲問題上，周揚比較謹慎。開頭都不認為是反革命問題，也不希望牽扯許多人。對其他人，如有機會，他還是願意保護的。
李：有沒有這方面的例子？
張：譬如艾青就是。毛主席批示連帶查一查艾青的歷史問題。看到毛主席的批示之後，周揚就把邵荃麟、林默涵和我找去。我們達成一致意見：艾青當時不是共產黨員，只是“美聯”’的一個成員，對他過去歷史問題的懷疑不能成立。“文革”中，我們還為這件事受批判。
李：反右時的確也有一些人是因為他而打成右派。
張：反右中我有兩件事對他也不滿意。一件是《文藝報》的工作，一件與陳湧有關。
李：《文藝報》當時的情況，我聽蕭乾談到過一些。他被喬木請來當副主編，結果他值班期間正好趕上鳴放，他也因此而被打成了右派。這件事你有無關係？
張：1956年底《文藝報》籌備改版出週刊，讓我當主編。喬木推薦蕭乾任副主編。1957年春天，毛主席邀請一些同志到他的會客室頤年堂座談。恩來、朱德等中央同志與會。周揚、林默涵、邵荃麟、嚴文井和我也應邀參加。毛主席闡發他關於雙百方針的思想；批評了部隊主管文藝的幾位同志，保護了王蒙。在他家午餐後，他單獨和我談了一會兒。主要意思是對一般有錯誤觀點的文章和作品，要一分為二，批評時也指出他多少還有對的地方。我很受感動。我們都認為他要認真推行雙百方針，接受了斯大林的教訓。我們佩服他博學，懂得如何處理各種社會矛盾。1957年春天《文藝報》週刊，正是在這種氣氛下應運而生的，完全沒想到會有所謂“1957年夏天形勢”。
周揚長期不到《文藝報》編輯部來，但1956年底開始要鳴放時，他卻直接到各編輯室鼓勵大家鳴放。他說：“放是錯誤，不放也是錯誤，而且是更大的錯誤。”我估計這是毛的原話。
李：蕭乾告訴我鳴放時你在休假，讓他主持工作，可後來他成了右派，是不是？
張：我們有三個副主編，還有侯金鏡、陳笑雨，採取輪流值班制。1957年頭幾個月正好是蕭乾值班，我身體不好，就基本上不看稿件，由他決定編髮。有的稿件看到清樣時我主張抽下，已來不及了。《文藝報》放的太多，害了不少人被劃右派，事後我承擔責任，但也怪罪蕭乾，我對他作了錯誤的、過火的批評，對不起他。接下來還是說周揚。他先是來編輯部鼓勵我們鳴放，但很快又變了。他列席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把我、侯金鏡、陳笑雨、袁水拍、林默涵五個人找到一起，宣佈小平同志的意見。他對我說：“小平同志要我帶話給你，要張光年把腦殼後面的一些小辮子自己揪下來，積極投入反右鬥爭，把《文藝報》辦成文藝界反右的主要陣地。”我理解這是要保護我，讓我檢討過關。但周揚對我的一通厲聲指責，我卻很不服氣。我扭過頭不看他，背向著他，由他去講。侯金鏡愛護我，怕我頂撞出事，事後勸我：“什麼時候了？你難道在哪個保險公司保過險的？”
李：作協後來的反右運動，具體是誰在抓？
張：專案組的工作由劉白羽主持。我主管《文藝報》的批判“消毒”。這些文章事後看不得，傷害了許多好同志。我的錯誤很大，這裡就不多談了。反右中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就是關於陳湧的問題。
李：聽說陳湧從延安時起就是周揚的一個得力助手，是他手下一個具有理論水準的評論家。我寫胡風冤案一書時，看了一些他批判胡風的長文。沒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