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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毛主席那裡之後，加上“袁水拍”的署名。袁水拍一直對周揚、林默涵作為領導看待，包括馮雪峰，他都是作為前輩看待，從來沒有想到會要寫文章公開批評。發表前一天還跟鄧拓說，這類文章用個人名義發表不合適，是否用社論或者短評的名義發表。
李：那種情形下大概誰都無法改變。
袁：見報前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所括我寫文章也是秘密的，誰也不知道，連當時的總編室主任李莊也是看到大樣斟酌我那篇文章題目時才知道有這件事。周揚知道《人民日報》要發表文章，但不知道具體內容。
李：可能是有意識地避開周揚。
袁：《質問〈文藝報〉編者》發表後，作協馬上開會，是和文學研究所一起開的。周揚和鄭振擇主持，他的調子並不高，強調應該從理論問題談起，講話比較心平氣和。說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儘管有點簡單化，但還是有意義的，反映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新舊觀點的矛盾。參加會議的有邵荃麟、馮雪峰、俞平伯、馮至、王瑤、吳組緗等20幾位學者和評論家，但大多都像一棍子打悶了似的。馮雪峰做檢討，鄭振擇還說大家可以各抒己見，平伯先生也不要緊張。又說我年輕時就佩服過俞先生的文章等。在這種情況下，儘管《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好幾篇文章，但學術界的氣氛並不那麼緊張。
李：胡風問題的出現可能大家當時還沒有想到。
袁：沒有想到。開始只是談《紅樓夢》問題。接下來開全國文聯擴大會議，郭老主持。胡風在會上發言。他很激動，認為這是一次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批評作家協會，批評《人民日報》和袁水拍也壓制新生力量，因為積壓了阿城一篇長文未發也未退。最後幾天，形勢發生變化。周揚做大會報告《我們必須戰鬥》。他只提“胡風先生”，不稱“同志”，我感覺到問題複雜化了，周揚的戰鬥性出來了。他們的矛盾我過去就知道，現在批判重點轉移，對胡風的批判就開始了。
李：在批判胡風問題上週揚顯然起到了很大作用。
袁：批判胡風之後，就打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作協黨組幾次擴大會我都參加過。在這個問題上，周揚的作用好像更大一些。起因也許就在延安種下的根子。丁玲對周揚不那麼佩服，不那麼尊重。那時給人的感覺，周揚是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是黨的路線的貫徹者。他們倆都是由上海去延安，又從延安出來，這同別人不一樣，資歷都老，丁玲的地位也高，當然還是比不上週揚。
李：當時人們對批判丁玲是什麼態度，怎樣看周揚和她之間的矛盾？
袁：從我個人來說，對批判丁玲感到意外。對丁玲有所瞭解，年輕時就崇拜她。她30年代就是著名的左翼作家，怎麼一下子成了反黨集團呢？說胡風是反黨集團，看當時的材料還能接受，但“丁陳反黨集團”就接受不了。聽了幾次會，只是算舊帳。會議是周揚或者林默涵主持，丁玲也辯解。從那次起，我開始感到黨內鬥爭嚴厲、可怕。周揚在這方面表現出來的戰鬥力是強有力的。他領導這場鬥爭，他本人講得並不多，是林默涵、劉白羽他們講得多。
李：反右運動中作協的工作周揚具體負責嗎？
袁：反右運動中作協的會議，周揚基本上沒有出席，是作協黨組的幾位負責人主持。會議一般二三百人參加，在北京的文學界人士差不多都參加。丁玲痛哭流涕，非常委屈。艾青常常說記不清楚了。羅烽、白朗基本上不發言。雪峰做檢討，從30年代講起。臺下就有人質問：你從陝北到上海為什麼去找魯迅，不去找周揚？雪峰說是中央給的指示，讓我去找魯迅，他的住址比較穩定，周揚他們住址不定不好找。會上的情緒很激動，很有鬥爭會的火藥味道，大家都有點喘不過氣來。
李：馮雪峰與周揚的矛盾一直很深，反右中對雪峰的批判，應該說周揚起到了很大作用。
袁：雪峰檢討從30年代一直講到解放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主要是他和周揚的矛盾，對周不夠尊重，等等。周揚在這方面本來是可以做些控制，不讓主持人助長這種氣氛。會議給人強烈的感覺：反對周揚就是反對黨。文藝界這種不正常的黨內生活，可以說從那時期就開始了。
李：反右中文藝界過去一些重要人物，像丁玲、馮雪峰都遭殃了，是不是可以說這對周揚還是有利的。
袁：反右以後周揚在文藝界真正樹立了絕對權威。過去反對過他的，對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
李：我看了一些材料，60年代“文革”前的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