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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湧被打成右派的根據我不知道。
輝：如果從總體上來概括周揚的一生，你怎樣看呢？或者你就隨隨便便說說你對他的總體印象。
李：對周揚一生的概括評論，我哪有這種水平？我只能說一點個人的感覺：周揚一生，有得有失，功大於過。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經本人審定）
與袁鷹談周揚
袁鷹——作家
1993年8月10日
李：你從50年代至今，一直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還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的一些工作，與周揚一定有比較多比較深的瞭解。
袁：我在1953年初從上海調到北京在《人民日報》文藝部，由於工作需要，曾經被派去列席文化部部務會，大概有兩三年。多數部務會是由沈雁冰部長和作為常務副部長和黨組書記的周揚主持，這就有機會同他們常見面。更多的是作為文藝部編輯人員，到他那裡去討論文藝宣傳選題，審閱社論，接觸更多些。
李：周揚最初給你的印象如何？
袁：他最初給我的印象是，才華橫溢，水平很高。在文藝界的一些大會上，他經常不拿講稿，只拿一張小紙條，上面寫幾個字，就可以滔滔不絕，一氣講三四個小時，越講越精采。一般是前幾個方面講理論問題，常有精采的闡述和新的觀點。
李：50年代時他的情況怎麼樣？
袁：我覺得那時他對待幹部比較寬容，比較符合政策，50年代初“左”的思潮總的說還不那麼嚴重。在文化部部務會上談到工作中的毛病，他對下面的人並不嚴厲。譬如故宮失竊，鄭振鐸痛心疾首，周揚最後對故宮的工作人員表示理解，說那是坐冷板凳的工作，新同志沒有經驗，不必追究個人的責任。在發展文化事業上，下面的文藝工作者反映地方官員橫加干涉之類的事，他多數時候支援文藝工作者，反對粗暴干涉、官僚主義作風，尤其非常痛恨汙衊迫害藝人的事。他還要我們寫述評在報上批評這些情況。
李：就是說那時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還是比較順心的。
袁：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為一個人的人品，他很有吸引力，有魅力。聽他的報告，人們作為一種樂趣，一種享受。西方的、古典的、近現代的、馬列主義的，他都熟悉。聽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幹部說起，他在工作上是非常放手和信任下邊同志的。
李：當時《人民日報》文藝部和中宣部的文藝領導工作是怎樣協調的？
袁：鄧拓多次說過，《人民日報》的文藝宣傳是雙重領導，而且以中宣部為主。文藝部每個季度的評論計劃，都必須拿到中宣部文藝處討論，最後都由周揚審定。重要的文章、社論、評論文章，他都改。他的字學毛主席，用毛筆改，改得非常仔細，有時要改兩三遍。
李：江青那時是怎樣插手《人民日報》的文藝工作？
袁：我最早感到江青的影響，是在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期間。開始隱隱約約聽說有兩篇文章引起注意，有問題要批判。10月中旬，聽說江青來報社開過會，有周揚、鄧拓、林默涵、林淡秋、袁水拍參加。江青帶來毛主席的意見，但還沒有拿信來。周揚在會上認為不宜在《人民日報》發表，分量太重，報紙版面也不多，還是作為學術問題為好，江青就把這樣的意見帶回去，那時方針已定，他的意圖不僅不會被採納，反而引來嚴厲批評。
李：鄧拓當時是什麼態度？
袁：鄧拓比較穩重，在會上沒有講什麼。那時報紙的重點是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他也不清楚為什麼忽然現在要批判這個問題。後來毛主席的明確指示下來。他就馬上組織稿件參加批判，寫文章，鄧拓親自指派我趕緊重讀《紅樓夢》和有關評論，趕緊寫支援李希凡、藍翎的文章。
李：接受這樣的任務，你當時有什麼感覺？
袁：當時我想不通，怎麼突然搞起《紅樓夢》來了？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可能有問題，但是值得在中央黨報上那樣大張旗鼓地展開批評嗎？不僅是我，包括袁水拍、林淡秋都不明白，甚至鄧拓、周揚也未必知道嚴重性。那時候只知道應該支援、提倡新的觀點，卻不曾想到要來一次政治運動。
李：可能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沒有意識到進行的不僅僅是一次學術討論學術批判，而且誰都不可能預想到隨後的胡風批判。
袁：是這樣的。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是江青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在秘密狀態下寫的。要袁水拍用個人的名義，開始他並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