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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了《文藝報》，也就轉向理論和評論方面。
李：你到《文藝報》時雜誌剛剛創刊不久，是不是還是丁玲當主編？
唐：丁玲主編，陳企霞副主編。那時左得也夠厲害的。我一到那裡，雜誌幾乎成天都在批評作家。批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楊朔的《三千里江山》、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甚至孫犁的《風雲初記》也被批評，等等。我有這個印象，好像對國統區來的作家都有個思想改造和轉變的需要，否則作品是寫不好的。
李：丁玲和陳企霞都是從解放區來的。
唐：所以我感到特別興奮。我崇拜延安來的老革命，能和丁玲、馮雪峰、陳企霞、林默涵這樣一些作家接觸，我覺得很幸運。第一次見到周揚是在文化部的大院裡，他來給一批文藝幹部做報告，會場是在露天。我看到一箇中年人，穿著一身洗白的幹部服，修長挺拔，臉白白的，書生味十足的樣子。這是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他是湖南口音，我是湖南人，感到很親切。
李：不少人都談到周揚很會做報告。
唐：是的。他很健談。沒有講稿，但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他講文藝的作用，任務，為工農兵服務等。我們當時認為文學的任務就是歌頌新社會，革命感情高於一切，像茅盾、老舍、巴金、曹禹這種型別的國統區作家都不行，都需要改造。
李：他的報告也是這個意思嗎？
唐：沒有講這麼具體，但總的精神應該是一致的。聽了他的報告，的確很佩服他。自覺自己思想覺悟低，理論水平差。心想，還是周揚看得高。這並不只是我個人的感覺，當時在文藝界大家都這麼看。那時一聽說周揚要做報告，大家都很重視，當成一件大事，包括一些老作家也這麼認為。
李：那時他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大概是歷史上最重要的。
唐：地動山搖。是領袖人物，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這一點不容置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懷疑，絕對沒這種想法，是當然的文藝界領袖人物。只是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開始文學“解凍”運動，我們年輕人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我們才略有醒悟，哦，原來斯大林也會犯錯誤，我自己開始有一點獨立思考。
李：你是不是寫過一篇與周揚商榷的文章？
唐：寫過。主要是關於文學作品怎樣寫英雄人物的問題。當時文壇談論寫英雄人物應不應該寫缺點。我認為可以寫，但這要看作品描寫的物件和總體構思。陳企霞也這樣認為。我說，像英雄人物的性格缺點，如脾氣暴躁，生理缺陷，如口吃之類的事情，總還是可以寫吧，還可以寫克服缺點。這也不影響英雄人物的形象。現在來看，這實際上是小兒科一類的討論，可當時就是這種看法也不行的。一次胡喬木來給文聯作協的幹部做文藝整風的總結報告，我負責做記錄。他提到了關於英雄人物的討論，批評我們這種可以寫缺點的意見，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理論。我大吃一驚，但仍然想不通。
李：有時我想，歷史上有些事情實際有種滑稽感。那麼多的人，把精力和時間，很莊重地用在實際上並不重要的事情上。你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唐：的確是這樣。但是，你沒有處在那種環境中，你也許很難想象能夠有一點自己的看法，並且堅持下來是多麼不容易。
李：周揚當時是什麼意見？
唐：他在那次會上也講了話。他說英雄人物應該是光輝燦爛的。1953年10月召開第二次文代會，他做報告時，又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英雄人物有沒有缺點，可不可以寫？既然英雄人物本質上是革命的，是優良的，非本質的缺點，如對老婆不好等，也完全可以忽略嘛。寫英雄何必要寫非本質的東西呢？
李：這種說法今天聽來很好笑。
唐：當時我年輕氣盛，覺得這樣說太教條主義了，也太抽象了。接下來毛主席提出“雙百方針”，陸定一寫文章予以闡述，文藝界頓時活躍起來。我們編輯部的人又談論起這個問題。我就寫了一篇7000字的長文，題目叫《繁瑣公式可以指導創作嗎？——關於寫新英雄人物與周揚同志商榷》，發表在1956或者1957年初的《文藝報》上。我是根據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感想來談這個問題的。我說抽象地提出可以不可以寫缺點，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提法，因此無法確切的回答，實際上只有根據不同情況來決定是否寫缺點。高爾基筆下的母親形象，還有夏伯陽的形象，都不是完人，都有轉變過程，不也是英雄人物嗎？文章後面說得厲害一些。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