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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懺悔錄》完全不是對他的罪孽的真正懺悔。 他簡直是在誇大自己的罪過，稱自己是殺人犯、賊、通姦者等等，但他講這些時是抽象地一般地講人的罪孽，而不是講他的具體的和可能是比較小的罪過。他的《懺悔錄》是作為真實的具體的個人的罪行坦白錄而引起關注的，它之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因為它講述了尋找真理的精神道路。 歌德把描繪自己的書題名為《我的生活中的詩和真理》，這種嘗試也是使人感興趣的，在這本書中有真理，但是也有詩，有臆造的東西，有關於自己的創作。 盧梭的《懺悔錄》，儘管它在發現人的熱情洋溢的生命方面是整個一個時代的標誌，但其中完全沒有真誠的懺悔。盧梭跟在紀德之後，談到關於自己的醜陋的、壞的事情、但他又自認為是像一般的“人”
一樣的本性善良的和美好的人，他陶醉於這種感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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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我認識及其界限。 自我鑑定３３
我的命題完全是另一樣的，對這個命題來說，真誠問題也是另一樣的。 重複地說，我的這本書不是一本坦白書，這是一本思考的書，認識生活意義的書。 有時我想，這本書可以稱為《理想與現實》，因為我和我的生活的某種基本的東西規定了它。 很顯然，它敘述的是我和我的生活中主要的內容，我生活中主要的衝突——和世界的衝突，和因另一種世界而激起的巨大想象力相關的衝突。 同時，這本書還講述了想象在心靈中的優勢地位。 我寧可縮小也決不誇大我和社會世俗世界斷裂的程度，我從童年起就處於與自然和社會的“等級制度”
結構的衝突狀態，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進入這種結構之中，任何時期我既不想也不能服從某種東西。 在任何場合，這種特點的好的方面是有很大的獨立性。 我的存在的奇怪之處在於，在一種意義下，我是非社會的和反社會的；而在另一種意義下，我又是很社會的，因為我力圖實現社會的真理與正義，實現社會的解放，實現人們的兄弟般的情誼。我屬於那種型別的人，屬於１９世紀末和２０世紀初那一代裡不多的部分，這樣的人的個性、非重複的個體性和共性及類之間有非常尖銳的衝突。 在我所體驗的這種衝突之中有某種個性的我的存在。 特別的是，我不能被稱作通常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
，我經常批判“個人主義”。這個課題對我的生活來說是基本的，它不僅是關於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問題，而且是個人與世界和諧的衝突問題，非重複的個體性的命運不能摻入任何世界整體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銳地提出這個命題，這有著巨大的作用，在這點上我是他的人，他的依萬。 卡爾瑪佐夫的繼承者（卡爾瑪佐夫部分地就是陀思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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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自我認識
夫斯基自己）。
在這點上，我在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中強調得不夠。在我生活的一定時刻，我同樣深刻地領會了易卜生，正是在這個題目上，他幫助我發現了自己。 在某些點上，我同舍斯托夫比１９世紀初其他俄國思想家有更多的接近，儘管我們之間有很大的差別。 我沒感覺到自己是現代人，沒有感覺到自己是世界上高深的公民、社會成員、國家成員、家庭成員、職業或其他什麼團體的成員，與此相聯絡，我也沒感覺到與命運的一致。 我承認自己僅僅是自由王國的公民，在這點上我不是同時代的人。 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敵視個人激情、仇視個體性、想讓人服從共同的、集體的現實的東西。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取得了勝利，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感覺到自己墮落於共同的、人人必須遵守的權力（如同基爾克果和舍斯托夫所愛說的）統治之下。 我永遠都不能接受作為“右”的和“左”的社會主義派別的基礎的類的世界觀。 這種世界觀使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教權主義、家庭觀念或者至高無上的社會性、集體性、囊括一切的極權的共產主義和宇宙主義都同樣地受到鼓舞。 類的世界觀對我來說一直表現為庸俗的，我不理解任何庸俗的民族主義的世界觀。 民族、國家、家庭、外在的宗教儀式、社會性、社會集體、宇宙——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派生的，次要的，比起人的個體的非派生的個人命運來，甚至是虛幻的罪惡的。 我永遠不同意作它的部分。 但同時，我又很尖銳地經常痛苦地體驗個性的許多怪事。 我努力不把自己隔離起來，不使自己封閉起來，不去自我肯定，而要開啟宇宙，吸納包羅永珍的內容，努力與所有的人交往。 我想成為微觀宇宙，這是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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