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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對我的東西的任何侵犯。 從童年起就組建自己的圖書室。 我想，利己主義是我一直所固有的，但利己主義主要是保衛性的。 我不是自我中心論者，即不是極端自我吞食者，不是把一切都歸於自己的人。 我一直是書呆子般地嚴守制度的，喜歡按順序排好一天的秩序，不允許我的寫字檯上的秩序有任何微小的破壞。 這是我與生俱來的無政府主義的相反方面，是我對國家和政權的厭惡的相反方面。 記得我和父親有一次重要的交談，在談話時父親哭了起來，這次談話對我很重要，在這之後我在很多地方都發生了變化，我總是懷著感激的心情回憶這次談話。 我的父親很愛我，這種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 我和母親的關係比較淺，她一直讓人感到法國風度和比父親更強的上流社會氣質，同時她又是很善良的。 我不喜歡上流的貴族社會，從一定的時候起發展到與它的尖銳衝突，直至完全斷絕與它的關係。 我一直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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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自我認識
以貴族氣派自傲的上流社會，我所固有的貴族氣質顯現在厭惡感中，這種厭惡感是由那些想從低等階層擠進最高階層而不願意被淘汰的Ｐａｒｖｅｎｕｓ（暴發戶）引起的，我認為他們是沒有貴族特徵的。 貴族氣質是由出身決定的，而不是由成就決定的。 在童年時代想必我就具有貴族的偏見，不過，在暴風雨般的反動中，或者更準確地說，在革命中，我戰勝了它。在貴族社會里我沒看到真正的貴族氣派，看到的只是妄自尊大、對下等人的輕蔑和閉關自守。 在俄羅斯沒有真正的貴族傳統。 當然，我具有“統治的”心理，我的先輩屬於“統治者”
，屬於執政的階層。 但是，我的這種“統治”心理是和對統治和權力的厭惡，對正義和同情革命的要求聯絡在一起的。我屬於“懺悔的貴族”
，雖然曾一度反對過這種思想體系。 後來父親曾嘲笑我的社會主義，並說我比他更像一個好逸惡勞的老爺，實際上，我力圖實現的不是平等，也不是佔據優勢地位和統治，而是創造自己特殊的世界。
G從童年起我就生活在自己特殊的世界裡，我的世界一直不能和周圍的世界匯合起來，它對我來說總不像是我的世界。我強烈地感到自己的特殊性，感到自己與別人不相像。 紀德在自己的《日記》中曾談到類似的感受，但原因不同。 從表面上看，我不僅不極力強調自己的特殊性，而且相反，竭力作出樣子，偽裝自己，就像其他人所作的那樣。 不應把這種特殊性的感覺與自命不凡（自負）混淆起來。 非常自負的人可能自己感到與周圍世界融合在一起，他非常社會化，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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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和族系。 我與世界環境 第一次推動。 貴族世界１２
相信在這個世界中所有事物都不是異己的，他會起很大的作用，並且佔有很高的地位。 我則具有不適應性，缺少能在世界上發揮作用的能力。 我一直都很奇怪，在我如此無能適應無能調和的情況下，居然獲得了很大的歐洲以至世界的聲譽，具有了“世界的地位”
，我居然成了“受敬重”的人。 這與我不守規矩的和叛逆的本性極不協調。 同時，我的這種根本的感受不能與自卑情結混為一談，後者在我這裡是完全沒有的。我一直說並且實際上也自信：我不是一個靦腆的人，如果這不是指事務上的、生活“實踐”方面的事情（在這些方面我一直感到自己的無能）
的話。在日常生活中我寧可膽小點，我不會自信，也無自信，只有在思想鬥爭中或者面臨重大危險關頭時，我才是勇敢的和大膽的。 當講到生活的感受時，正如世界的異己性一樣，世界的現實是不可接受的，地球上的事物不能匯合為一，不能根深蒂固，正如我愛說的，這是對日常生活的痛苦拋棄。 這常被人稱作我的“個人主義”
，但我認為這個斷語是不對的。我不僅從自我出發走入思想的世界，而且走入社會的世界。 人是複雜的和紊亂的實體，我的“我”體驗著自身，彷彿是兩個世界的交叉，在“這個世界”
體驗到的不是真正的，不是第一性的，也不是最終的。 還存在著“另一個世界”
，更加現實的和真正的世界，“我”的深處屬於它。 在托爾斯泰的藝術作品中經常把虛假的、——有條件的世界和真正的、上帝的世界對立起來（在彼得堡沙龍里的安德列公爵和在戰鬥的原野上觀察星空的安德列公爵）。
對我來說，想象和理想的作用是和這個課題相聯絡的，現實與理想是對立的，但在某種意義上說，理想比現實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