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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 憂鬱。 自由。 造反。 憐憫。 懷疑與精神的衝突５６
主義）和生活的喜悅、愛情、藝術、美、思想的勝利之間猶豫不決。 我經常和世界衝突，想轉到“修道院”
（當然是象徵性的說法）中去。 作為哲學家的我，幸福概念成了空虛的和沒有內容的。 幸福不可能是客體化的，對它不能使用任何的量來檢測，它也不可能是均等的。 任何人都不知道別人是幸福還是不幸的。 我對紀德在他的《地球上的食物》中所表述的心境理解得不好，我只看到了清教徒和對他們生活的禁令的鬥爭。有人說：人為幸福而生，正如鳥為了飛而生一樣。我不這樣想。 幸福主義的道德是錯誤的，肯定地說，任何一個人所必需的不是幸福的權力，而是每一個人的價值，是每個人不應轉化為手段的最高價值。 正確的是康德，而不是幸福主義，雖然康德用形式主義扭曲了正義。 人格主義與幸福主義是對立的。 與自己的功利主義相對立，Ｊ。
Ｃ。 穆勒曾說：“不滿足的蘇格拉底比滿足的忘恩負義的人要優秀得多。”貶低人的價值，把價值當作人的最低的東西，這是難以接受的。人的苦難引起憐憫與同情，但是，為人的價值而鬥爭，為“不滿足的蘇格拉底”
狀態而鬥爭則伴隨著痛苦與折磨，這是道德的二律背反，在我們的世界中是不可克服的：必須同情人的苦難，憐憫所有活著的人，但又必須接受這些苦難，這些苦難激起了爭取實現人的價值、人的愛的鬥爭，激起了為人的自由而進行的鬥爭。 我一生都體驗著這種衝突，這是在同情和自由間的衝突，在同情苦難和接受苦難（苦難承擔著最高價值）之間的衝突，在降臨和上升之間的衝突。 我一直具有同情心，可以把它稱為社會的同情心，這和我的社會主義共鳴有關。 我本能地不喜歡世界上偉大的、主宰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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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自我認識
的、佔有第一位的、顯貴的和富有的、享有特權的人。 我甚至一直躲開這些人。 當這些人值得同情時，我對他們的同情也是令人不快的。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ｒ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怨恨）是我絕對厭惡的。 大概我可以這樣說明：我本來屬於享有特權者的行列，來自統治階層，我一直比較同情受壓迫者，受迫害者，窮人，但也一直不能和他們打成一片。 我的私人生活一直保留著特權地位，當然，這種特權地位不包括財產和權力，我沒有任何的財產，也沒有任何的權力。 但我的外部生活仍然殘留著老爺氣派，我一直有這樣的感覺，即使誇大了我的物質手段時也是如此。 不過，這種老爺式的生活畢竟是溫和的和簡樸的。 一直令我驚奇的是，在與平民百姓交往方面，我比其他知識分子有更大的能力。 在我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基輔的一些敵視知識分子的工人對我則很好，把我和其他知識分子加以區分。在被流放到沃洛格達時期，我是流放者中唯一和流放者中的狡猾之徒有交往的人，別人則都很怕他們。 這是一些社會渣滓，他們中的一個竟然成了我的朋友。 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和人民中的尋神派的交往。 對此後面再加以敘述。 很多知識分子都力圖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卻一直做不來。以至我任何時候也不自認為是民粹派，對此我過於把自己歸於馬克思主義派了。 應該堅決地說，力量和世界榮譽的誘惑打動不了我，我完全不是一個沽名釣譽的人，同情心和自由存在著衝突，這是下降和上升的衝突，同情可能導致放棄自由，自由可能導致沒有同情心。 人的道路上有兩種運動，沿著上升路線的運動和沿著下降路線的運動。人升高，趨向上帝，在這條道路上他獲得了精神力量，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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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著價值。但是，他想起了仍留在下面的、精神上軟弱的、沒有可能擁有更高價值的人，於是他開始下降；以便幫助自己的兄弟，和他們分享精神財富和價值，幫助他們上升。 人不能也不應當在自己從世界往上飛的時候，取消了自己對其他人的責任。 任何一個人對所有的人都負有責任。 為了永恆的生活，只有總的拯救才是可能的。 自由不應當是放棄對親人的責任，同情、憐憫提示的是這樣的自由。 在其他地方我還要講到同情與創造的衝突問題。 在自身我感到來自托爾斯泰的因素和來自尼采的因素的衝突。 有一年，我感到“尼采的”因素是強有力的，但最後，還是“托爾斯泰”的因素更強有力。 我一直不同意從同情出發而放棄自由，在我為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中存在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