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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但是,作為一個過去受過哲學訓練的哲學家,我發現在這個非哲學的環境中所出現的概念的混亂,梅列日科夫斯基由於“肉
①論文《俄羅斯宗教風潮的政治意義》發表在《解放》雜誌第13、14期上,Stutgart
1903。
署名“K。T。-H。”。
這篇文章收入文集《Sub
Specir》中,第13—151頁。②不久被選定為大牧首,在這以後很快就去世了。 ——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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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符號而導致可怕的混亂。 我不止一次地對他講過這一點,但他卻體驗著由詞的組合而引起的狂喜。 我認為,混亂之處在於,在現實的基督教歷史上”肉體“不是不夠,而是過多了,而精神則是不夠的。 新的宗教意識是精神宗教。 不過,對我來說,”精神“與”肉體“的矛盾本身是不真實的。自由與奴役的矛盾則是另一種情況。在20世紀的文化復興中多神教的東西過多了,這是敵視自由與個性的反動因素。 在其他方面,我與弗洛連斯基和莫斯科派發生了衝突。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環境中我開始招來日常生活的麻煩。 我一直是很不贊成感染某種奇異氣氛的人。 對此我有一系列的理由,首先,按我的性格來說,我傾向於積極的反應和對周圍全部環境進行抵抗。 我無限地熱愛自由,而自由是與任何奇異氛圍相對立的。我一直進行爭取個性獨立的鬥爭,不容許把它與任何集體的力量混雜在一起,也不容許把它溶解到無個性的自發力量之中,有些人自以為是感染別人和使別人馴服的力量,我對此一直抱批判態度。 自由的激情,個性的激情,歸根結蒂也就是精神的激情,我始終把它與20世紀初佔統治地位的氛圍對立起來,那個時代的各種學說僅僅能涉及到我的精神的外殼。 我努力進行交往,努力結識新的人們,努力檢驗一切,努力拓寬知識,努力豐富自己,但是所有這些很少能觸動我的存在的精神核心。 我一直是多層次和多結構的人。 這很使我的生活複雜化和陷於混亂,並引起對我的誤解。我希望洞察時代的精神學說,理解它們的意義,但是我不能順從它。因為實質上我正如在馬克思主義中那樣,在東正教裡也是孤單的。 我辜負了所有人們的期望,永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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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俄羅斯的文化復興與人們的交往151
向自我復歸。20世紀初文學中的創作高潮以新的課題豐富了我,使我的思想複雜化起來。 我督促自己與那個時代的人們交往,我再說一遍,很多的才華賦予了那令人激動不安的時代的俄羅斯人,我對此予以很高評價。 但是,那種對於精神自由造成威脅的神秘氛圍並沒有很深地感染我。 我仍然存在許多矛盾。 在回憶自己的生活時,我可以說,任何一種氛圍,即使是有時如強電流,也不能很深地控制我。 我的力量的源泉在此,我的弱點的源泉也在此。我能在醉態裡保持清醒,這應當是帶刺激性的。 無論我年輕時代的神秘氛圍,無論是社會民主黨人的極權主義的革命性,無論梅列日科夫斯基派的新宗教意識的氛圍,無論人智說者的諾斯替宗派活動,無論四處氾濫的酒神自發力量,無論。 弗洛連斯基神秘的東正B教,無論劇烈起來的布林什維克的革命自發勢力的強大法術,都不能控制我,強制我拋棄精神的自由和個性的良心。同時,我和所有這些運動與探索都進行交流,以便能內在地瞭解它們。當我被懷疑為神秘團體成員、共濟會分會的成員等等時,我感到可笑。 這只是意味著對我的本性的完全無知。 他們不理解我不能屬於任何組織,很多人反對我,我遠離各種集團,經常示威式地與它們決裂,甚至到另一城市去。 這是我平生所特有之處。 我一直厭惡咬文嚼字、嬌氣十足的環境、小圈子裡的封閉性、期待著讚揚自己詩作的詩人的自我中心主義、被神秘主義學說所迷惑的無意識的謊言。 缺乏足夠的新鮮空氣,世界空氣也使我很不愉快。 我注意到自己的弱點,即在我接近那個時期的智力精神運動時自己有某種衰退現象,並且把我所固有的社會興趣推到後面去了。 這是文化精華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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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主義。 這部分地是由於我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衝突,他們一直非常敵視我的精神探索。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交往對我有很大的意義。 我知道了精神結構,這是我過去所不瞭解的。正是在20世紀初我們這裡出現了掌握雙重思想的人們,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羅斯作家,但他完全站在歐洲文化的高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