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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是。眼下，滬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尋找分散財產、儲存實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鄰近地區伸出後腳，直接在常熟、無錫一帶產棉區興辦小型紗廠。這些小型紗廠的興辦，對泰利來說，是一筆可觀的生意。要將泰利維持下去，本來就要保證泰利生產的機器裝置有銷路。但泰利的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市場的接受能力，矛盾是顯然的。如何解決？一是壓縮生產、裁減人員，二是自己辦紗廠，進行調節，並堅持鐵棉聯營。”
嚴裕棠聽了，連連點頭。心想：這個想法很好，只是資金週轉很難。既然慶齡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於是，他滿口答應。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嚴慶齡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兩廠都進入了實質性的籌備：泰昌是聯絡了前中國銀行副經理顧善昌後決定開辦的，由顧出現金，嚴家出機器，機器裝置計八百錠；泰新也是嚴家與人合辦，出資者是中華紗廠老闆王和軒等人，機器裝置也是八百錠。兩廠的董事長、總經理都是嚴慶齡，實際經營管理工作則由嚴慶齡派去的支達銓負責。
正當嚴慶齡喜不自禁之時，嚴慶祥卻帶來使他一籌莫展的訊息。原來先是因為上海最近有大規模囤積物資事件，“財政部長”陳之碩、“實業部長”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趙尊嶽、“商統會監理官”陳允文等奉命徹查，一時間，銀行、錢莊加緊收回放款，市面銀根緊俏，貨物大量出籠，紗布價隨之下跌。接著，商業統制會又實行強制收買棉紗、棉布的暫行條例，以藍鳳牌棉紗每包作價三百七十五元為標準，而當時的市價，棉紗每件四萬元，龍頭細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買價僅及市價的四分之一左右。
紗布是上海市場上最主要的一種物資，所謂囤積物資，主要就是囤積紗布。囤積紗布既是保本之舉，又有投機之利。因為黃金、股票等多少帶有不穩定性，雖有漲，也有跌，但紗布則易漲難跌，而且上漲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過黃金和股票。無論棧單或現貨，都是最受歡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門鉅富不惜傾其所有予以囤積。如今突然以遠遠低於市價的標準收購，而且價款的半數付給遠期中儲券，等於付給廢紙，另一半標金還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兌現的風險。
嚴慶齡即使有回天之力，也無濟於事了。他的情緒一落千丈。還是嚴裕棠沉得住氣，他極力安慰慶齡。在父親的慰藉下，嚴慶齡稍稍平靜下來。
嚴慶齡到底不是等閒之輩，在父親的支援下，他為彌補損失、再求發展，做開了積極的準備工作。
利達重工業銀行於一九四三年底開業，行員工友不足十人，嚴慶齡自任經理。
為了從事投機經營，或做拆放獲取高利，當時各個行業正爭相自辦銀行，以往來透支吸引同業存款。而嚴慶齡是靠利用各種關係，打通了各處關節，吸納了中華書局以及大成、安達等紗廠的存款。
利達銀行的架子雖然不甚像樣，但業務卻不小，它的資本額僅六百萬元中儲券，存款卻經常有數千萬元之巨。在幣值日跌、行情萬變之際，利達能經常掌握這樣大量的存款，從經營高利放拆、地產、物資和股票中獲得的利潤，甚為可觀。
嚴慶齡從心裡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謀深算的安排
天空暗雲低垂，天色雖然還沒有黑盡，路上的車跡還看得見，在前面微微地發亮，可是兩旁的景物都變得模糊了。每一樣東西的輪廓連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塊。這是一個昏暗的夜。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像一枚照明彈，照亮了夜上海。
瞬間，上海像開鍋似地沸騰起來了。人們像發瘋似地狂歡著。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奮，個個笑逐顏開。
嚴府的家人手裡拿著報紙興奮地喊道：
“特大喜訊！日本宣佈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了！”
嚴慶祺和嚴慶齡幾乎同時奔出來。慶祺一把將報紙奪到手，看著，看著，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睜大了，黑團團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來，報紙給抖得跳起舞來。
此時，嚴慶祺興致特別好，形勢的發展按他自己的預料進行著。在慶祺的心目中，極其佩服父親。父親雖然不太關心政治，也說不清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卻看得準。這種本事不是一般人學得會的。當初，抗戰一開始，父親就叫他到重慶去、一九三九、一九四０年間，他從重慶回到上海。由於當時搞紗布投機可以大發其財，原來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賈紛紛都想辦紗廠。父親也躍躍欲試，想讓他出面搞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