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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裕棠開始實行他的預定計劃。他首先把貴重的機器材料遷進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禪臣洋行倉庫。這是透過嚴慶祺、嚴慶齡的種種關係接洽的。撣臣洋行是一家德商洋行，十九世紀末就在上海設立了分行，設有機器、保險、生鎳檢驗及工業機械等部門，恰可對號。其時，德國正稱雄歐洲，日本也不至於找德商的麻煩。
為了應付內遷，嚴裕棠將一些比較次要的機器裝船，沿蘇州河西上。此舉正在進行中，大隆已被日軍佔領。
盛夏鎮暑，連日奔波，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加之內心鬱積不舒，怎能經此打擊？身子頓時癱軟下來。在病榻上，他吩咐嚴慶祺馬上去重慶加強與政界朋友的聯絡，保持關係。嚴慶祺領會父親的用心，即刻起程，前往重慶。
所有的工廠被日軍佔領之後，一段時間裡，嚴裕棠及其兒子們無所事事，顯得無聊起來。
嚴裕棠盤算著，大隆未及撤出及運往蘇州損失的機器裝置和原材料製品等佔百分之六十四強，而運入租界儲存下來的只佔百分之三十五強。他越算越感到痛心，越算越感到煩惱。如此坐吃山空終究不是辦法！
正當嚴裕棠煞費苦心卻又一籌莫展之際，嚴慶祥帶來一個訊息，說是上海灘的一批紳商聞人馬上就要組織成立“上海市民協會”，號召救濟難民，恢復生產，允許重操舊業，也允許新辦實務。
嚴慶祥帶來的這個訊息，使嚴家又活躍起來了。嚴慶齡第一個蹦起來要大顯身手。既然如此，那就無須捨近求遠了。雖然看起來，遷廠的損失是巨大的，但立廠的精華到底還是儲存下來，這是足以自慰的。
不管別人如何，嚴裕棠總要仔細斟酌利弊。心想：自上海淪陷之後，大江南北也相繼淪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賈紛紛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榮又告復活，旅館、影劇院經常滿客，茶樓酒肆高朋滿座，各家商號無不生意興隆，被稱作“孤島天堂”。故此工商業復業者日多，特別是紗布生意，因為戰時紗廠毀損最大，紗布籌碼枯竭，價格步步上升，投機分外熱鬧。紗業的畸形興起，對棉紗機器的需要頓感迫切。要進口機器，不僅外匯困難，在時間上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左右，遠水救不了近火；上海原有能造棉紡機器的廠家內遷的內遷，毀壞的毀壞，僅有的幾家哪裡能滿足市場的大量需求；即使新辦的紗廠，大部分是急功近利，購買舊紗廠的機器來東拼西湊，以敷一時之用。這對於擁有生產裝置、具有生產能力的嚴家來說不正是難得的機會嗎？
嚴裕棠立刻拍板，讓嚴慶禧與嚴慶齡聯手籌備。這兩兄弟同在德國留過學，都堪稱機械方面的專家。嚴慶禧為人隨和些，肯禮讓三分，配合較為驕縱的嚴慶齡，又是最適當的人選。
廠址很快就選定了，設在越界築路的渚安浜路，以借租界保護。為更隱蔽起見，不用大隆名義，而是假借了美商的頭銜，取名為UnionIron＆Foundryworks，中文名“美商泰利製造機器有限公司”。資本定為法幣五十萬元。嚴慶齡任總經理兼廠長，嚴慶禧為經理，副經理人選是由嚴慶齡提名定下的支達栓。支達銓是大隆學徒出身而步步擢升的，一直是嚴慶齡的主要幫手。為了使人覺得名副其實，嚴慶齡找了美商恆豐洋行的安特生來，掛名為董事長，並請安特生派出一位美籍會計師，建立了一套英文帳冊。為了利用與華商的聯絡，嚴慶齡又靈機一動，設立了一個名叫元生企業公司的機構。
泰利的一切進展，都令嚴裕棠十分滿意。一年後，嚴裕棠滿面春風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縫著眼睛，打量著簇新的泰利，七百一十平米的工廠和二百一十平米的二層樓房的辦公室和宿舍都樹了起來。想起大隆初創時的景象，嚴裕棠不禁感慨萬千。
這天，嚴裕棠突然從夢中驚醒，窗外尚是漆黑一片，一陣陣轟轟隆隆的大炮聲和掠空而過的飛機呼嘯聲在耳邊響起。他以為日本人又在舉行軍事演習，無奈地搖一搖頭，唯有仰天長嘆而已。人儘管還是躺著，可哪裡睡得著！
自從上海淪陷以來，他就對日本人充滿了憎恨。從個人利益來說，大隆已被日本佔領，因為以前曾為內外棉修配機件，就由日本軍方交與內外棉接管了，改名為內外鐵廠，現在又改了，叫大陸鐵廠，專門為日本人生產軍火；而蘇綸、仁德兩紗廠也一樣厄運難逃。自己辛苦了大半輩子，好不容易掙下來的家當，被人輕而易舉地就奪去了，而且不能夠說半個“不”字，哪能不痛心呢！想想自己已年過花甲，遭此戰亂，不禁潸然淚下。從大處說，國力不盛，政府無能，泱泱大國竟受彈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