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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主任與高階職員組織起來，輪流值班，保護好工廠。而且還抵制國民黨的城防所需的經濟掠奪，將庫存的毛線、呢子、布匹、紅糖、食油等物資分發給工人，實行分散。並特將牢固的廠內樓下梳麻部與精梳部提供為工人及其家屬的臨時避彈所。更以個人身分積極活動以策動天津和平解放。
與石小東聯絡上不到半個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裡出面，邀集了華牲進出口貿易行總經理畢鳴歧、華北酒精廠總經理徐曉庵等工商界人士，統一認識，共同行動，一道出面鄭重地敦請參議會倡導和平運動。他們面見了時任天津市參議會的主要負責人中紡天津分公司經理楊亦周。要求楊以參議會的名義發起和平運動，勸導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市長杜建時順乎民意，停止對抗行動；並打通國民黨天津市警察局長李漢元的關係，促請李在國民黨軍隊潰退、解放軍尚未接管的空檔內，組織警察，維持治安。陳、杜二人雖曾猶疑，但最終還是下了決心，李漢元也主動投誠。在解放軍入城時，東亞公司也及時地貼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級令，為協助人民解放軍順利展開解放工作，維護本公司產業安全，並建立新秩序，特組織工人糾察隊，希本公司工人踴躍參加為荷。”
宋棐卿在當時就是這樣一位民族資本家，就是這樣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為了促進解放戰爭的進展與徹底勝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幾天，上海攻堅戰尚未開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這種特定的歷史時日裡，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視察了具有重大戰略後方意義的天津。
黨中央這項決議是英明的，劉少奇此行所負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亟需兩方面的充分而有效的準備：在軍事上，需要充分的軍備給養的準備；在政治上，則一些成分與情況都很繁雜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與西南的重慶，中南的武漢，華南的廣州，都需要宣明政策與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經驗。而天津，開埠最早，是華北的第一工商重鎮，情況與那些大城市相類，十分典型，又剛剛解放了三個多月，是最理想的傳達、落實、貫徹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點。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親臨。劉少奇不負使命，到天津後，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實而靈活地、積極而有效地傳達了那次剛開過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會精神，進行了全面的活動與廣泛的接觸，各種型別、大大小小的會議、談話，日不安席，卻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談鋒犀銳，明快而又充滿了信心與幽默，深入全面而又生動有效地傳達了大會的方針與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見顯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廣泛地接觸了工商業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開了座談會，這是傳達會議精神的重要一環，除作用於天津本身外，還要以天津為實際榜樣，影響與指導其他尚未解放、即將解放的大城市。在會上，劉少奇親切而中肯地詳細解釋了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具體的政策原則。宋棐卿自然在邀請之列。聽了劉少奇的傳達，他甚感興奮，也自然地激發了他幾乎已被國民黨毀滅的生平夙願與夢寐以求的理想：將東亞公司發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為救國的強大實業。正因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強烈地執著追求的一個夢，所以他曾用心血寫就了洋洋數萬言的發展計劃，他要把東亞公司發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廠規模的聯合企業。抗戰勝利後，他曾屢為此事而興奮，而拼搏，可國民黨卻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無以招架，遑論發展？因此，他將這數萬言心血凝成的計劃命名為《我的夢》，而且是難以為續的夢！天津解放了，他雖對解放軍擁護，卻更覺夢已成空。如今聽了劉少奇這位中共的大人物，黨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話，一席態度明朗、語氣肯定的話，一席充滿信心、飽含鼓舞的話，他中樞興奮，舊夢重圓，躁動著他那已趨向於桔井般的心，躁動得他已年屆“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煥發了青春。曾幾何時，當四十七歲被國民黨的特務工會折騰得焦頭爛額時，一向醉心於實業救國、舍盡一切也不肯捨棄“東亞”的他，曾精神萎頓，心灰意懶地說：“總覺得越幹越沒意思了，我不知道為誰辛苦為誰忙！”“天不助我，我還拼這條命幹什麼？”此時，他似乎覺得忽然之間“天助我也！”——“黨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腦那鼓舞人心的話，那明明確確的大政方針，實在叫他興奮不已，興奮中竟似勃勃少壯般，向劉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夢》。“夢”中詳細而準確地分析了天津的優勢的經濟地位與特殊的商業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