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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中國有句俗話，‘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陳展鴻也笑了：
“也可以貌相的，中國確實有一些發起來的大紅大紫的老闆，他們西裝革履，出入‘賓士’、‘寶馬’，‘大哥大’舞來舞去，手指上的大鑽戒的光芒在你眼前晃動。這是他們的活法，不能干涉。但我陳展鴻自幼家境貧寒，習慣儉樸的生活，再說穿金戴銀油頭粉面，也不能代表我和我的企業的品位。做生意，靠誠實，靠信譽，靠過得硬的產品。有錢，我就投入到發展生產中去，企業興旺發達了，給國家上交的稅利多了，員工生活福利越來越好了，我心裡就最舒服！”
這就是陳展鴻，一個紅色資本家。
（肖舫）
宋棐卿和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宋棐卿（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山東益都人。中學時就讀於益都的教會中學；畢業後，考取了齊魯大學；一九一六年，十八歲時，轉入北京的“燕京大學”，一九一八年，二十歲的時候，不待大學畢業，即轉學美國，就讀於美國西大學商學院；一九二一年，三十三歲學成回國。協助其父經營批發商號。一九三一年倡建“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刻意以實業救國，強化現代經營手段，一年內即名噪天津，躋身於大實業家行列。一九五０年去香港，一九五六年客死阿根廷，享年五十八歲。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劉少奇
沒料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談話，不到二十年，竟成了劉少奇的一大“罪狀”，他本人也成了“反動資本家”。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會叫起撞無價大屈！也一定會為改革開放歡欣鼓舞，憾不遲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是個翻天覆地、歷史意義重大的年頭。一九四八年九月，遼瀋戰役結束，東北獲得全部解放；同年十一月六日，解放軍又打響了淮海戰役，經兩個多月的激烈戰鬥，殲滅國民黨軍隊五十五萬多，使其大喪元氣；十二月初，結束了遼瀋戰役只有兩三個月的東北野戰軍又揮戈南下，旌麾南指，迅速取得了平津戰役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天津解放。
經過這具有歷史性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國民黨政府已註定了徹底失敗的命運，於是，“戰犯求和”，蔣介石發出了與中共和談的籲請，並以“引退”來緩和那對他極為不利的局面。
三月五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制定了在全中國奪取勝利，建立新政權的總方針和政策，並將中共中央遷入了剛剛和平解放三個月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國共兩黨和談破裂，當天晚上，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中共中央發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部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等一系列號召。當百萬大軍逼壓長江的時候，當蔣介石發出和談籲請的時候，許多人，甚至包括我們“一邊倒”向的“蘇聯老大哥”，也認為以當時的解放軍的簡陋裝備，強渡素以“天塹”著稱的長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些人猜測，有些人預言，有些人勸告，要“南北分治”。這不僅說明了能取得這場重大的渡江之戰的勝利，是解放軍的戰鬥力之強大，強大得不但出乎敵人，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而“前方後方齊鼓勁兒”，軍民團結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絕不可稍加忽視。南京雖然於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可大上海還在國民黨手中，攻克上海仍須作出很大的努力。而解放不久的大後方卻仍在物資上處於十分貧乏的境地，仍須繼續地“前方後方齊鼓勁兒”，這“鼓勁”的物件，自然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當時劃分敵我的總口號是“三敵”、“四友”。三敵：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四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是友，是團結的物件，這是當時確定的基本國策，而民族資本家僅從解放戰爭而言，也確實是大多數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個星期天，華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員會委託曾在宋棐卿的“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做過工的中共黨員石小東專程夜訪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宣佈的“約法八章”，並轉達了當時任中共華北局主要負責人，天津解放後就任該市第一任市長的黃敬的具體指示：進入天津後，要爭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護好工廠，以利於日後建設新中國，發展民族實業，發展民族工商業。宋棐卿欣然接受，並作出了努力。除組織好了護廠隊，還親自搬進廠內，並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