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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說起來易，做起來並不易。因為經過實踐固然可斷定是否人才，可初始的時候卻很難判斷，一旦將庸人當人才那損失可就大了。因此，劉鴻生在廣泛尋求的基礎上認真識別有用之才。憑他的頭腦精明與觀察敏銳，很快就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姓華名潤泉，曾留學英、日，當時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任總會計師，是個精通法律又極擅會計的專家，而且為人機變，足智多謀。對此人，劉鴻生早有耳聞，又經過一段認真地考察，認定是個理想的幫手，就決心請為己用。
第一次造訪華府，儘管劉鴻生談吐不凡，執禮甚恭，態度懇切，華潤泉仍覺得他年紀太輕，根基不夠太深，雖未謝絕，亦未應允。
第二次較第一次效果為佳，卻仍未最後敲定。
第三次劉鴻生不僅帶來了重禮，還奉上了第一個月的高薪，並重申重諾。華潤泉見劉鴻生不僅態懇意誠，而且所許條件優厚，就毅然辭去收入豐厚的總會計師職務，投效了劉鴻生。
他也果不負劉鴻生的厚望，在劉氏的幾大企業中起了很大作用，成了劉鴻生的第一號智囊人物，因此被時人冠以“華太師”的稱號與“諸葛亮”的別號，既有“三顧”之實在先，又有“諸葛亮”之稱繼後，人們也自然聯想到劉鴻生恰如“劉備”。劉鴻生也果有劉備的用人之能。到了一九三三年，由於企業逐步發展，劉氏收支日益頻繁，舊帳房老體制已不能適應，劉鴻生就安排華潤泉接替了老總管曹裕堂，以其所精通的新式會計制度當起了總帳房，亦即總管家。組辦保險公司、創辦銀行的一些具體辦法就是華潤泉為劉鴻生謀劃的。其中挽救章華毛紡公司更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章華毛紡公司，就是劉鴻生從浦西拆來日暉織呢廠重建於浦東周家渡的原章華毛絨紡織廠，始建於1929年。到了一九三一年即受到了意外的、強烈的衝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毛紡織品來勢洶洶，而事變又引起了災亂相乘，購買力降低，毛紡公司困難重重，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不足一年時間內四易經理，仍是無法挽回頹勢。劉鴻生毫不慌亂，而是與華潤泉認真磋商後，採取了果決措施：先引咎自責，辭去了在章華的總經理一職，只仍自任董事長；緊接著，接受華潤泉的推薦，聘請華潤泉的外甥、與中華銀行關係密切的程彭年為總經理，索性又請華潤泉的兒子華爾康就任襄理併兼發行業務課主任，並要華潤泉出任常務董事，同時毅然割愛出血，砍出他的八十萬元股金的四分之一，即二十萬元，交由華潤泉分贈給程彭年十二萬，華爾康八萬。
家人、親友中大多數甚為不解，並相繼向劉鴻生道出了他們的擔心：
“如此一來，豈不是把章華全交給了華家？再說又何必贈送那麼大的數目，值得麼？”
劉鴻生只笑而不答，只對他的兒子說出了心裡話：
“這幾年各業都不景氣，我又做了招商局的局長，忙不勝忙，許多細節不及過問。章華困難重重，我不能只去顧它，還有比它重要得多的待我自理呢。既然把章華交給了程彭年，就是不想由華家左右，也得由華家左右了。再安排別人又有何用？弄不好反而易生掣肘與藉口。如今全部交由華家主持，他們同心合力，盡心盡力，定會有成效的，總比管理不及，白受拖累與賠損要強的。至於贈送股份嘛，那更不算什麼了。倘章華的困境不改，幾年後賠損的恐怕何止十萬、八萬？莫忘了一句古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況有了他們那麼多的股份能不竭盡全力地設法重振章華麼？放心吧，要不了多久，就會賺更多的錢的，他們兩個分一萬，我可就得三萬哪，總比賠了強，總比他們多，不讓人家多得利，自己怎麼能得大利？”
這也正是他“也許別人賺錢”的原則的一個註腳。
果不出劉鴻生所料，事關名聲與信譽，更關係著重大的切身利益，華家父子與程彭年盡心謀劃，使出了周身解數。
程彭年一入章華便賣力地解決了一大難題，即資金睏乏問題。是他那中華銀行的關係發揮了作用。接著，就在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改善與加強措施；建立起一套成本會計制度，以監督生產；聘了一些留學生、大學畢業生擔任工程技術人員；招聘一部分有文化有經驗的管理人員；深入調查市場，供其所需，如察知市場上粗呢有普遍需求的趨勢，便決定當即上粗呢，迎合了需求；將工人的勞動時間從原來的每班十小時，延長至每班十二小時，即所謂“六進六出”，雖然薪水支出增多了，可賺的仍是大頭。還有一些細節，不再贅錄。
如此一來，章華很快便扭轉了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