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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素質不同，又所謂人各有志，別人，特別是父母強加的願望往往可能由於不切實際而適得其反的，所以說因材施教，“興趣教學”是很重要的——他本來喜歡數學，喜歡易物生財，如今到無錫的一家錢莊習藝，真是如魚得水。梓良公出於砥礪成器的苦心，不讓兒子在自家的營業裡習學，而是送進無錫一家素譽頗佳的錢莊，並一再囑託那老闆“嚴加管束，多多教誨”。唐保謙每日裡興沖沖，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須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滿了師，而且學得精，帳目記得清晰精當，算盤打得行雲流水，誰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將他的產業支柱“春源”布莊交由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卻執意要從頭學起，於是就又做了自家布莊的“學徒”，他也確實時時以“學徒”的身分與態度對待布莊裡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闆”、“少東家”與職、僱員間的界限，而且不顧奔波勞苦，涉險犯難與夥計們一道，大江南北，運河東西，深入各種產棉區考察，認真選購，不斷刻苦學習，為他日後的經營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在此間考核擇選了經商方面勤懇可靠而又精通布業的未來骨幹，如顧什舟、張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開闊眼界，覺得天下之大，何必困於一隅？便請準乃父自去無錫城裡“闖世界”，梓良公也只給了他家中積蓄的兩千大洋，他磕了三個響頭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與此番的闖蕩，正是父子倆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蕩成性”的遺訓的，力求自立。
他本來是要宏揚祖業，興辦布莊的，可到無錫一看，就改變了想法。一是從報上看到，外國，特別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從紡織業起的，紡織業因與人們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關，且“衣居於首義”，而當時國內的紡紗廠，加上外商的也不過幾家，他就決定辦個紗廠。可他只有兩千大洋！這個數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為不小，可要辦紗廠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資金投入少的企業來打基礎了。他根據近來朝廷漕糧集中於無錫採辦的特殊情勢，決定先開辦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銀洋的基金。他經過苦思冥想，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姓蔡名文鑫，字緘三，曾與他同赴過鄉試，也同落在孫山後，秋闈期間相處甚得，又因同病相憐，友情尤深，而蔡又為人甚為忠厚，頗精明，家道也較殷實，他就登門造訪，詳陳辦店方略，蔡緘三甚為佩服與贊同，當即議定兩個各出資金二千合股經營米行。經過一番籌備，於一九０二年，在無錫北塘靠近運河邊辦起了一家字號為“永源生”的米行，經營糧食，並承辦起了皇糧。由於唐保謙不但保持了祖上“時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極重信譽，鬥滿昇平，（秤）抬頭走路，開張不久，就後來居上，在鱗次櫛比的同業中，生意最為興隆，很快地積累下了足夠的資金，按兩個人的初時計劃，又辦起了麵粉廠。同共集九股，頭腦靈活的唐保謙又給它取了個很吉詳的名字：“九豐”，於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莊興辦了起來，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後不久，唐保謙的長兄郛鄭先生以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秘書長的身分東去日本考察工商業歸來，久別後手足相逢，家人團聚，自是分外親熱。然而，對唐保謙來說，影響最深的卻有兩點：一是日本經營上的一些先進做法，使得他的經營眼光擴大；二是郛鄭先生算了一筆帳，莫說歷次對外賠款，僅庚子賠款一項，就可以興辦七萬五千六百多個“九豐”麵粉廠。當時中國人尚止四億左右，就是說莫說青壯年，連每萬個老弱婦孺都得拿出近兩個“九豐”麵粉廠的代價！還有那麼多的賠款呢，哪止一個“庚子”！這不但使唐保謙與子侄們一樣憤憤不已，也更令他明確與堅定了好好經營，以實業救國的決心。於是，他就專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幾度引誘下，仍潔身自好，一意於經營，終於給他學會了不少經營之道，並悟出了不少經營彀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設立一個名為“申莊”的駐在機構，選人做為“九豐”的代表，為“九豐”蒐集情況，宣傳推銷“九豐”的麵粉。回無錫後，深得蔡緘三的贊同（此時他們已成了兒女親家），並以此類推，在無錫又設了幾個莊點，並設立了九豐總管理處，統一管理與蒐集、研究市場情況，並動員職工們吃本廠麵粉，以便收集對面粉質量的意見，及時有效地對質量做相應的改進，得到了明顯的提高。買賣越做越活，越興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良機，不但民族企業得以發展，各交戰國麵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豐”由於及時獲得了這一資訊，動手早，抓緊於價格猛漲時大量銷售，得到了豐厚的利潤，自然使“九豐”得以迅速的發展，新建與擴大了埠棧。在廣泛聽取職員的建設性意見後，利用了大量麩皮零售，並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