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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如上賓是他的主要特點，也是他得以發達的根本原因，並以一鳳泗大賈的！臨別贈言，改了字號。那大賈鼓勵他要時常如此待客，一再強調“時常”，他就索性將“恆升”布莊改為“唐時常布莊”，也果“時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興旺發達，到了1860年前，傳來了“長毛要攻打無錫”的訊息，為避兵災，唐家又遷至無錫東北的嚴家橋，距城近六十里，反而離常熟更近了些。雖說這裡位於大運河的一個小漢上，小橋流水人家，長煙垂柳物華，可在當時既僻處一隅，又無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個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為顯。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經營，他和兒子雖不及他六弟與侄，可他的孫子君遠，重孫翔千（即前文所說的唐翔千）卻將其祖業宏大到了驚人的程度，可謂轟轟烈烈，大光門媚。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揚了祖業。景溪唐公創的家業雖大：置地六千餘畝，舊業布莊“春源”之外，又開辦了“德仁興”繭行、“同興”木行，建了唐氏倉廳，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後，就各自中平了。
花開八朵單表一枝
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為：浩鎮，字郛鄭；滋鎮，字保謙；濟鎮，字若川；（四子闕名，早夭）；漾鎮，字申伯；泳鎮，字紀雲。孫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個個喜歡，景溪公獨獨更寵愛六房的次子保謙，臨終日還特地將其叫至榻前，參與訣別，也正是為此，使他的這個愛孫棄仕經商的。
滋鎮保謙生於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讀書時，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實行科舉，雖說“洋務運動”此時已然興起並已漸抬頭，然而：“商非正途”、“正途唯科舉”的舊觀念仍是大佔上風。梓良公家道殷實，決意“投資”於兒子的做官上，遂將長、次、三各差兩歲的三個兒子幾乎是同時送進了家塾。三個兒子讀得都不錯，特別是長子。後來發現三子反而較次子更好，當父親的未免有些著急，因為這個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鍾愛，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稱其為大富大貴，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麼行？可打罵又非唐家家訓的手段，梓良公就反覆誘導，自免不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苦讀聖賢書，善理天下事”之類。可是這個二公子卻總是不及乃兄乃弟！算術、算盤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數的。因此，哥哥郛鄭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轉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緩期應考，直到哥哥、弟弟於癸已（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兩科，鄉試中金榜題名，中了舉。舉人在清時已具有了較高的地位，不僅可以參加“會試”，得到“進士”名分“正途”為官的資格，而且已可直接經“選舉”或自捐為官，甚至直接為知縣。因此都被稱為“老爺”，自然甚得人恭維，而老二保謙卻相形間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譏稱之為“夾板老爺”（夾在兩兄弟之間）！如今還是個“白丁”，處境十分尷尬，再要請準續讀幾年的話也難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個可靠的擋箭牌在手，而目下時勢也為他提供了一個適宜的條件。所謂擋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臨終遺言，由於祖父格外地寵愛，他對祖父也敬重如神，這遺言在眾多的水旁鎮字輩中唯有他得以親聆，故而更加重視，不僅能背誦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銘五內，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蒼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聲音便響在耳際：
“我期望子孫後代讀書中舉，但如讀書無成，便應學習一業，庶不致遊蕩成性，敗壞家業！”
景溪公在以官為重的時期，能給孫子留出另一條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遺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孫為官，“學習一業”不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遊蕩成性，敗壞家業”的一種措施。可如今唐保謙抓住了這“學習一業”向父母提出他無意於仕途，不是不從祖父的第一遺訓，而是如今“讀書中舉”已大不如前，中舉的終極目的無非是做官，而官已越來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從祖父的第二遺訓，學習一業。倘要做官，經商後一樣可捐，方是真正的不違祖訓，何必必走“中舉”一途？當時由於洋務運動已然盛興，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顯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輿論視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會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視與鼓勵，商人可以捐官了。這是對唐保謙甚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訓的“理論根據”與眼下的“事實根據”，說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棄仕途走“學習一業”的，也果甚為爭氣——說句閒話
